三、苦其心志-比约神父传-天主教星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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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苦其心志

    莫高乃距比太止那约十五公里,方济和陪同他的人骑着骡子上路了。那天的确很辛苦。于1603年兴建的会院,坐落在远离村庄的一个山谷中。为去那里,需要穿过一条崎岖坎坷的小路。到达会院,已是中午了。令方济惊喜的是:为他开门的竟是自己认识已久、并启发自己圣召的加米录兄弟。

    方济各会热情的待客之道是众所周知的。院长神父很希望方济他们尽快恢复体力。方济获特许得以在会院内四处游走,为熟悉这一未来的家。整个会院的气氛是那么地宁静,连人低声说话也能听得到。

    当天下午,方济应参加考试。在正式接纳新会士之前,修会愿意检测候选人理智的培育程度。因为在初学之后,他们还要继续高中的课程,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济考得不错,院长向安哲老师表示对他的成绩十分满意,所以方济被录取了。在叮咛和拥抱后,安哲老师和其他的人踏上了归途,方济则开始了他的隐修士生活。

    方济是如何度过那离家后的第一个晚上的?我们无可考证,但只要熟悉方济性格的人,便不难推定:离开他深爱的家庭,他一定非常难过。第一周内,方济可以在会院内随意行动,不必遵守团体的作息时间。接下来便是避静,以准备穿会衣,并开始正规的修会生活。一连六天之久,方济应持守绝对的静默,全部的时间只用来祈祷、默想和听一位老神父每天四篇的道理。

    1月22日早晨,与其他十二位年轻人一起,在整个修会团体面前,方济举行了充满象征意义的礼仪:“脱下”原来的服装――它代表着过去的生活,而穿上“会衣”――全新生活的标记。

    按照古老的惯例,为表示彻底脱离尘世,还要更换名字:从那时起,方济弗哲便成了“比太止那的比约兄弟”。为什么选择了“比约”一名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方济很钦佩比约十世教宗,这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新名字通常是由院长来取。取此名很有可能是因为,在比太止那的教堂内保存着殉道者圣比约的遗髑。

    在任何修会中,初学期都是一段考验的时期。此时,初学者在体验是否有能力度修会生活并遵守其规章。同时长上们也在观察候选人,是否适合本修会的精神。一般来说,初学期做的牺牲和克苦,甚至多于未来正常的修会生活所要求的。在二十世纪初的方济各修会中,规矩尤为严格,严格得令人害怕。因为方济各会想以此区别于其它修会,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他们还总在这方面引以自豪。

    比约神父初学时的生活环境是极端贫穷的:他狭小的房屋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凳子、一个洗漱的水龙头和脸盆,没有任何的取暖设备。冬天洗脸是很困难的,因为水龙头滴下的水,会结成一条冰柱。

    比约神父的房间是28号,床是木制的,上面铺着一个装满玉米皮的垫子。上床时只应将鞋脱下,睡觉要穿着衣服,并且把宽大的会衣折起盖在腿上。睡觉的姿势是仰卧,不许翻身,双手十字交叉放在胸前,还需将一个大的木十字架系在腰里。

    半夜,睡得正香时,会院的钟声便突然响起,所有会士应迅速起床,并赶到教堂去诵念夜祷。半夜里自熟睡中爬起,是最厉害的克苦。祈祷一般持续一个多小时。会士们再回到床上时,已经没有丝毫睡意了;尤其在冬天,夜是那么难熬,走廊及教堂内的阴湿和寒冷,直袭人的骨髓。这样的克苦谁也难以习惯,对于一位十六岁大的孩子,需要怎样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凌晨五点是起床的时刻。初学生需要将被子叠好,并将大木十字架摆在床上,然后再跑向教堂。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总是团体行动:初学生们排着队伍、完全静默地、双目低垂,若有任何的不规必将受到惩罚。

    一天包括祈祷、工作和学习:直到八点,初学生们都在教堂内默想、望弥撒和感谢圣体;其次去餐厅用餐;随后导师为他们讲解会规;十一点打扫卫生;十二点午餐,之后有半小时的集体散心,边走路,边高声祈祷;自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学习;接下来两个小时工作,全是在静默中完成;七点再回到教堂默想、念玫瑰经;八点晚餐和紧接着半小时的娱乐,此时可以讲话;九点休息。

    每周星期一、三、五,全部会士做“补赎”:晚餐后,各自回到房间将灯熄灭,用一根粗造的铁链,抽打自己的肩膀。

    会士们的穿着,在二十世纪初已减少到不能再少了:会衣下只能穿一件由粗麻织成的衬衣,脚上仅穿一双凉鞋,冷时极冷,热时极热。

    饮食也是不富裕的。这些年轻人在家里时,尽管吃得简单,但毕竟很丰富;可在初学院内,饮食的原则是:离开餐桌时还想再吃。因此,饥饿每天在可怕地折磨着每一个人。

    即使如此,还需要遵守某些特定的斋戒:初学生全年的每个星期五,应守大斋;遵守圣方济各为孝爱圣母而定的“蒙祝福者的斋戒”,即自6月30日至8月15日守的斋戒,还有将临期的斋戒、四旬期的斋戒等等。在圣母、修会圣人以及圣周五,除了斋戒之外,初学生还要跪着用餐。

    跪着用餐的克苦是常有的事,或许是为了压伏年轻会士的骄傲。

    每天在餐厅内,坐下用餐之前,初学生们应该双膝跪下,其中一位负责高声向院长说:“请祝福我们”!若院长回答:“我祝福你们”,初学生们便起来用餐;若院长不回答,那么,他们应跪在地板上,直到院长让他们起来。也出现过这样的事:院长用餐后和其他会士都走了,仅剩下了跪在地上的初学生们。

    初学的确是极困难的一年,但比约神父曾以最大的投入去生活。然而,以他那纯朴的精神,也未免有时觉得过分。回忆起那段时期,不免带着批评。他说:“一天,吃饭前求院长祝福的差事,落到了我的同伴――一位二十岁的拿波里人身上。那位初学生很负责任,他大声说:‘请祝福我们’!然而,院长并未回答。那时,我们只得跪在地上而不能吃饭。过了一会儿,我那位同伴,彻底失望了,他生气地大声喊道:‘在拿波里,为看疯子,还要付10块钱,在这里却是免费的!’”

    对比约神父来说,他也同样不赞成初学期间不让读书的规定。他回忆道:一年后,应该从头开始,我早已忘光了以前所学的。那种教育体制是完全可以改善的。因为一年中既不许读圣书,也不许读其它的书。初学生们可以读的,仅有十五页左右的东西;周而复始,只有这些。比约神父还抱怨衣服的分配,根本不管每人的身材:不论大小、肥瘦,每人一件,有时根本就没办法穿。

    然而,这些不完善之处,并未影响比约神父深湛的灵修生活。他的一位初学同伴朱莫兄弟,留下了这样的见证:在读完默想材料后,那是关于耶稣苦难的,比约兄弟久久地跪着,眼里流着泪。有时为延长祈祷,他便请求豁免娱乐、散步和晚饭的时间。

    另一位同会弟兄柏拉道记述:比约兄弟边默想,边流着泪,泪水在木制的地板上滴了一片。有时别人会因此和他开玩笑;后来为避免这样,他将手帕放在地上以接住眼泪。

    一年之久,比约神父应该没有和家庭联系过,或许他写过一两封信,谈到这些,他说:“我几乎要忘记怎么执笔了!”

    初学年快结束时,比约神父的母亲来看望他。她步行了几十里路,并带着亲手做的方济曾最爱吃的蛋糕。在会院的客厅等了一会儿,方济于另一位会士的陪同下,走了进来。

    妈妈急忙迎向离别已久的儿子,为亲吻他。可是,目光下视、双手交叉着垂在胸前的方济,却立刻躲开了;他对母亲的热情似乎无动于衷。随后,母亲将以全部爱心准备的蛋糕递给方济,但他却又拒绝了,口里说了声“谢谢”;说话时不带丝毫感情,连眼睛都未抬起。

    方济的这种态度令妈妈难过极了。她边哭着边往回走。一到家,便将发生的事,告诉了刚从美国归来的丈夫。格拉爵想:可能方济由于受刺激,才失去了对家人的爱。于是立刻动身赶往莫高乃,准备将儿子带回家。一见到方济瘦弱苍白的样子,父亲吓了一跳,遂即对旁边的人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你们把他都弄成什么样子了!”院长神父需要长久而耐心的解释,告诉父亲:方济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之所以这样对家人保持距离和冷淡,只是为了遵守规矩。

    后来,回忆起这次与父母的会晤,比约神父说道:“我禁止自己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和亲人谈话并注视他们……,父母认为我变傻了……,其实我多么愿意扑在他们的脖子上亲吻他们呢!”

    1904年1月22日,初学年结束了。在一种庄严的礼仪中,比约兄弟与其他几位同伴一起发了暂愿。当时,他的母亲在场,还有长兄弥格和叔父。发愿三天后,会士们应离开莫高乃,到皮亚尼西的圣厄里会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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