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于二零零零年首次离开中国前往菲律宾接受神学训练时，中国是一个急速转变的国家。当时，她正在努力摆脱贫穷、肮脏和耻辱，以崭新和充 满活力的形象踏上国际舞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二零零一年，大多数中国人不再捱饥抵饿或居无定所，中国已准备过 渡到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几乎在各方面都有殷切需求：为圣职人员、修女和平信徒提供良好的培育和神学训练，把信仰和日常生活整合，在社会层面表达和生活出信仰，以及与非基督徒沟通和对话。

        笔者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回国时，中国天主教会的需要仍是巨大和急切的，但笔者也注意到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颇多转变：首先，神学训练大致上已改善了很多，还有，修道团体和教区修院的候选人现在可以跨越教区和各省的边界，而过去并非如此。

        第二，教友在教会的角色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而且也是公认的。教友大致上也需要在教理层面以外研读圣经和神学；他们努力找时间读神学，参加带领退省，并组织基督徒团体。

        第三，人们普遍意识到应该在中国的环境下加深我们的基督徒信仰，同时携手合作；因为这是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能够影响社会的唯一方法。

        在社会层面，人民的生活在某程度上已改善，所以，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日常的基本需要，而是要过优质 的生活。现时在中国最常见和引人注目的，就是每逢黄昏和周末，在每个公园和公众空间，包括乡间的农村，都有群众在唱歌、跳舞和做运动。中国的步伐看来已慢 下来，而且是时候更加扎根。

        雷立柏（Leopold Leeb, SVD）博士自一九九五年一直研究中国哲学，现时在北京教授古代语言。他说，中国现正经历新的文艺复兴时期。他认为每个中国人不但要更熟悉古代中国文化， 也要熟悉西方文化，才能欣赏二者和整合它们。笔者由衷地赞同他的见解。如果中国要健康地成长和成熟，就必须更加植根于中西方文化和真正的价值观，例如：诚 实、信任、慷慨、怜悯、灵活、包容等。

        笔者相信中国天主教会能够在这过程中作出贡献，而基督徒价值观必须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笔者将在本文提出在中国的天主教会所应该集中的，并且是息息相关的五项要点：合作的呼吁、辨别的重要性、基督徒价值观本位化的必要性、对话的方法、教会成为祈祷之所。

合作的呼吁

        笔者想用一个形象来描述中国天主教会：我们好像一个由不同长度的竹板制成的桶；这个竹桶能够载多少水， 并非视乎最长的竹板，而是最短的竹板。组织较完善的修道团体、修院和教区必须帮助较不完善的团体，这不仅是义务，也是我们的使命，是“必须做的事”，是作 为天主教徒的本质。

        “合作”在此并非纯粹意味着“一起工作”，例如：有较多司铎的教区派遣一些人到司铎人数短缺的地方服 务；或者，组织较完善的修道团体协助那些需要认识如何筹组大会的团体，如何在作为教区修道团体（因为中国的大部份修道团体都是属于教区）和独立自主之间保 持微妙的平衡，或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培育计划和管理技巧。这些都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已经实行了好几年。我们现在需要在更深入的层次合作。

        在此，“合作”的意义就是我们“团队工作”；换句话说，我们不但一起做事，而是为了天主教会和中国社会的福祉，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基督徒信仰跟社会生活整合。

        我们需要计划未来，聚集我们的资源。这是难于达成的，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类似天主教主教团的组织在国家层面制订策略。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包括他人的愿景和真正的慷慨精神，即真正传教士的精神，为人设想。

        我们不要只顾自己团体的利益，却要考虑处于困境的本地团体的利益，视之为我们优先的使命。我们慷慨施 予，才得以领受，而不是先领受才施予。这要求我们作为个人和团体，思想要超越自己。然而，我们仍处于学习阶段。我们还需要找出有效的方法，实行“团队工 作”，并“聚集我们的资源”。笔者就如何实践而提出第二点：辨别的重要性。

辨别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而言，辨别是极为重要的，这包括在个人和团体的层面的辨别。这一点是笔者最想强调的。中国天主教会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成长。

        第一，现时仍有很多教友认为信仰是获得东西的途径；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物质的，可能是灵性的收获，例如平安和宁静；不过，焦点放在收获和自我，而不是与天主建立关系，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天主。辨别是培育真正负责任的信徒所必要的。

        第二，有些虔诚的教友有优越感和“教义安全感”，某种比别人更好的感觉；这使我们难于建立有信任、怜悯 和包容的团体。多玛斯·格林（Thomas Green）神父在其有关分辨的书里清楚表示，谦逊和爱德是真正具有辨别能力的人的基本质素，“真正向上主开放的灵魂从不愤怒和自以为是，或者焦燥不安和 不耐烦。”我们需要建立乐于助人和振奋人心的团体，让所有人都感到受欢迎和接纳。

        第三，我们容易倾向于“为天主工作”，而不是“实行天主的工作”。必须作真正的祈祷的人，敏于辨认天主的旨意，才能分辨上述二者。分辨使之成为可能。

        第四，在作出个人和团体决定时，往往集中于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找出我们的内在力量引导我们往哪里 去，所以，这样的决定不像在作好的分辨一样，以力量为基础，却是以软弱为基础。同时，团体在作出决定时，往往跟随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暴政’，就是 把天主的名附加在团体最想的东西，或相信他必定这样想……是一种操控天主的方法，要他同意我们自己的行动及决策的信念。”

        为使中国天主教会成为一个具辨别能力的团体，我们首先需要具有辨别能力的个体，即植根于祈祷，并与天主行动配合的个体。

基督徒价值观本位化的必要性

        在十六世纪，利玛窦神父终于把基督宗教带到中国。他强调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没有把基督宗教介绍为完全外国或新的宗教，却肯定中华民族常常相信天主，而基督宗教是他们信仰的完成。

        他采纳中国儒士的生活方式，也适应中国的祭祖仪式。这方法证实是有效的；然而，它不容易为整个天主教会 接纳。中国礼仪之争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时至今日，基督宗教在中国依然被视为一个外来宗教。中国天主教会没有本 身的神学；要把基督徒和中国的价值观完全整合，仍须走漫长的路。

        在中国，“文化基督徒”一直尝试在知识层面上缩短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却回避基督宗教最重要的一面：信德。然而，中国的天主教徒仍旧从西方的观点接触天主教，因为他们的圣经及神学培育主要是西方的。在“文化基督徒”和信徒之间存有隔阂。

        笔者认为，为使天主教更加植根于中国，我们中国教友必须采纳利玛窦的方法，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中国 知识份子对话，使基督徒信仰完全属于我们。我们现时教授神学和圣经的方法，是在天主教或基督徒的圈子里；我们实在应更加开放，寻找新方法，以中国的方式来 研究神学和做神学，使天主教信仰更为中国文化所充实，让中国的普罗大众更容易接触和理解。

对话的方法

        对话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开放、诚实，以及对谦虚的领悟，就是我不是掌握全部真理。真正的对话只能够 在平等的伙伴之间发生。现时在中国，教友需要在生活中具有对话的态度。传统的福传方式强调唯有领洗的天主教徒才得救，这在神学上已不再是正确的，而它当然 不能够培养对话。

        中国社会大致上还不了解天主教，一方面因为中国的社会及政治形势，另一方面因为天主教徒不习惯向公众介 绍他们的信仰。天主教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但很多教友仍以为别人要来天主教会领洗，才能获得永生。他们企图说服别人，却没有首先聆听对方的问题和困难。当 教宗方济各接受日纳．斯卡尔法里（Eugenio Scalfari）访问时说，诱劝别人改信宗教是荒谬可笑的；你必须与人相遇和聆听他们。这应该是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意义，“与人相遇并聆听他们”，与别人 对话。

成为祈祷之所

        撒慕尔·巴伦汀（Samuel Balentine）说，对教会而言，没有一个召叫比实现成为祈祷之所更为崇高。祈祷本身是传教行动，把天主与人类连系在一起。他说，祈祷“不仅是履行真 正职务前的准备礼节。它是其中一个主要途径，教会藉此具体地成为天主的合作者，实现天主对世界的旨意。”

        教会作为祈祷之所的角色，对于中国社会极为重要。一方面，教会藉着宣讲一个贯穿人生经历的超越现实，使 团体和世界存留在天主内。藉此，教会促进天主与人类之间的对话，并使之成为可能，也帮助人离开自我，不管是痛苦或喜乐，总以天主为中心。另一方面，投身于 祈祷使天主教团体能够在世上保持忠信，在不同的境况中生活出天主的公义。

        中国天主教会必须继续被天主的现实塑造，然后转过来可以塑造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