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金柏莉
我在试着配合史考特的天主教徒生活.复活节后的那个礼拜,史考特在家里带领一个圣经研读班,我也坐在里面.他们请一个年轻人做开头祈祷,他立刻领头念"万福玛利亚".我在愤怒中离开他们到我的卧房去,我跪下,痛苦地哭泣——他怎敢在我家里念那几个字,犹如在我因史考特改教所导致的伤口上搓入盐巴!之后,我试着重新加入他们,但他们那种带着天主教徒的虔诚,所表达的言论和表情实在令我受不了.很快的,史考特把圣经研读班迁离家外,我很感激他这么做.
幸好史考特从未使天主教信仰成为我们之间的"顺服问题",他不强迫我服从他在灵修上的领导权,尤其是当我的心灵,无法屈从于理智尚未了解的事之时.虽然他全心全意切盼,弥撒时有我在其身边,央求我分享他在教会里的喜乐,帮助在教会内的传教工作,但他不会假籍其在家中的灵修领导权,要求我违背自己的良心意愿.事实上,他尊重我坚持我的信念,但对于我持续不愿意正视我们灵修上的歧义,他会向我提出挑战.
然而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也是我深深的信念——我们的孩子属于上主,主要是在史考特的灵修领导下.那意味着最后,在未来某一时刻,他们会被教养成天主教徒,不管我那时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明白此点是令我相当痛苦的——我可能是家庭中唯一的新教徒.我真不敢相象,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有多孤寂.
事实上,这曾短暂干扰了我想怀另一个孩子的渴望.我告诉史考特说,我就是不愿为教宗多生几个孩子!幸好,只在几个礼拜内,上主便籍着我自己想多生孩子的渴望,以及我对史考特的爱而打开我的心灵,顺服上主的旨意.我必须服从上主,开放自己迎接新生命,并且信赖他,会为孩子们的教会归属问题,做最好的安排.
通常史考特会将其宗教物品如玫瑰念珠,圣衣和圣像放在他的抽屉里,但偶尔我也会发现它们放在我的梳妆台上.我注意到自己心里产生某种对玛利亚的嫉妒之情.(类似我所听说的,某些男人在他们的妻子成为基督徒后,其内心有时会对耶稣产生嫉妒.)我显然处于劣势——据说她纯洁,可爱,美好,慈善又充满悲悯;相对地,我对史考特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含爱的善意.他有散步的习惯,而我知道那是为了念玫瑰经和玛利亚在一起.我很高兴他没在我面前念经;但我心里满是嫉妒,他有时间与她散步,谈话,却似乎没有时间那样对我.
有一天史考特正在准备分享他如何成为天主教徒的见证时,我冲口说道:"一对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夫妇,愿意献身于共同的人生志向一起传教,我不明白天主为何要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以至于现今俩人走在全然不同的方向上.他为何这么做?"我并不准备聆听史考特的回答.他对我说:"是否可能因为天主非常地爱我们?因为你从来没有兴趣研究天主教信仰,也许他先让我改教皈依,接着让我经历可怕的孤寂——被许多新教徒孤立,而在校园里的天主教徒,一点也不管我在做什么,更确定的是,存在于我们两人之间的孤寂.如此他才能逐渐的向你显示天主教会的美丽?好让他引你入内?好让他以圣事祝福你?好让他使你既有的信仰获得满全?"我说:"很难看出这就是爱,但我猜是可能的."我得承认自己的确从不曾想认识天主教会.
我又加上:"如果我真的加入你们的话,别期望我发表什么见证感言."史考特随即应道:"倘若你未到迫不及待地,想分享你见证的地步,我并不愿你改教."他说完便走出门外,留下我一人独自沉思.眼见许多梦想趋近破灭,我们俩人都各自被悲伤的浪潮所吞没.我知道"悲伤"一辞可能太过强烈,不适用于此,但我真的不晓得有何更好的词语.我们两人都在经历一种慢性死亡,只是我们都不确定是否有复活的机会.史考特至少有某种慰籍,因为他相信他遵从了天主的旨意.而我却没有那份确信.
我的悲伤与史考特的不同,我因不能再做一名牧师的妻子而难过,那一直是我毕生的梦想.史考特说他打算从事司铎培训,但我看不出自己该如何配合他的这一召叫.以前我们希望从事夫妇婚前辅导工作,但天主教修院中没有这门课.我们曾共有过的梦想——回葛若大学或高康神学院教书——如今也破灭了.至于未来,史考特能否再以他过去所受的训练的水准执教,还是个未知数.
我以前总是希望我所有的孩子,将来都能从事全时间的基督徒服务工作,但现在我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如此,我将因没有孙子而痛苦.(身为新教徒,我的父亲,叔父,弟弟和丈夫都是已婚的牧师,我们从没想过独身的问题.)我很怕家里堆满了宗教物品,虽然它们体积并不大,有次一个朋友在一群人面前送给我们一个十字架,我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里只想着:你们拥有我的配偶;但别想重新布置我的家!幸好史考特过来将它拿走说:"我知道该摆在我的书房里的哪个位置."我们的挚友们一点也不知道此事所引发的痛苦.痛苦因无处宣泄而无法获得减轻.
我们之间的深度神学交谈,往往演变成令人肠胃绞痛的词语交锋.史考特原是我的挚友,我可以向他倾诉忧怀.但现在我如何能倾诉,因为正是他成了这忧伤的主因.史考特的孤寂,原可因我在旁陪伴而更易承担,但我不能也不愿帮他——毕竟那是他的选择.他得自己承担后果.史考特承受着无以伦比的孤寂感.他受许多新教徒朋友的误解和排拒,他们和我一样,为了同样的理由不愿与他交谈.(有些朋友仍继续与我们交往;直到我改教以后,他们也同样拒绝我们的友谊.)他感觉以前的教授们似乎认为,不值得再向他劝说他是错的.他不明白,为何马奎替大学的一些天主教徒,对他的改教皈依全然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他冒这么多险阻,舍弃许多事物,而他们却不欢迎他.而他又处于一个新教家庭中,开始以天主教徒的身份生活,独自去望弥撒(有两年半的时间),无法与孩子们分享其信仰特点,因为我们尚未达成一致的协议.
我们两人之间的孤寂感着实令人难以承受.我们曾有无比亲密的友谊,一起分享生活上的种种.在神学院时,许多太太一点也不关心丈夫的研究,犹如税务会计师的妻子不想了解帐目表和税法一样.但我会到他身旁,和他一同研究,互相切磋琢磨.如今,我不仅不与他分享他的发现与快乐,还害怕听到细节.虽然我为他打字,但我不仔细读他的报告.(打字速度一快时,用不着了解内容.)史考特如何能与我分享他心底的悲伤呢?因我正是其悲伤之源.
圣经是我唯一的安慰.但连拿起圣经我也开始犹疑,因为史考特不断告诉我,圣经所讲的与我所想的不同.史考特声称圣经引领他走向天主教信仰.但圣经正是我的信仰之基石!有一次他随口问我:"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是什么?"我很快地回答道:"天主圣言."
他接着说:"为何圣保禄在弟前书第三章15节说是教会?为何这个答案不被新教徒接受?""只有你的天主教圣经才有这句话,史考特."他随即打开我的圣经,指出那句话所在.我并不记得从前阅读过.
关于神学,我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辩论.有时我们讨论至凌晨两三点,甚至超过隔日的早餐时间,史考特怀疑我是否还有新想法!我们尝试讨论保持真诚的气氛,但总会变得十分令人痛苦且困难,只得叫停,各自撤退至自己的角落里一阵子.这是种隔离的悲伤.
一些朋友劝我说,做妻子的应抛开自己的理智,服从她的丈夫——他们并不明了我不想改教的原因.其他新教徒朋友继续提醒我,他们祈祷我能坚持至史考特回头.也有天主教徒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玛利亚使你那么困扰,你会克服这个问题的.
史考特仍继续与我在一起,因为他不赞成离婚.事实上我也是.初结婚时,我们同意绝不提那个名词,连开玩笑也不行——这是我们深深的信念.然而史考特改教后的头一年里,曾有两次我走在附近的街区上,问着自己,我能离开他吗?我想着我要去哪家旅馆,我要做什么,因为我无法面对这样的悲痛.我认为自己没办法处理这份痛苦——心灵受伤,情绪上几近崩溃.我能想到的只有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