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修会历史记载一九二四年的一个事件使男女会士都非常惊喜。一天下午，印刷所的青年们把一迭迭印好的纸张，搬到「使徒工作室」内，交给修女们装钉，这是非常例行的工作，可是那些是第一次印好的福音书。在修会历史记载着：「整个团体以虔敬的心走近这些书页，热心地亲吻它；在工作开始前她们想到要在告解圣事中清洗自己的心灵，洗涤双手，就像司铎在触摸圣体前一样。从此圣经供奉在每一个场所，对福音和圣经他们一直有特别的敬礼。」当时雅培理神父在场，他说「不久后」，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将推销出千万本的圣经。
会祖起初的计划都是看当时的条件和需要而定。当时不再有争论性的做出版的作家团体，不再有世纪初所引发的思想战，特别是在意大利。有助于政治的气候已经过去，而自碧岳十世到当时，在通谕中所痛陈的宗教无知愈来愈严重。主要目标是以国际的和普世的层次，推广天主圣言和教会的教义，没有空间的限制，用最新、快而有效的方法——会祖常如此重申，最后他具体说出一九0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预见的：「为二十世纪的人类能做什么」。
修女们装钉刚印好的福音书页，而为了新的工作也需要圣事的准备，这不但使她们想到圣事礼仪，也使她们像古以色列入般酷爱写在法律书上的天主的话。为一个不太认识修会的术语的人来说，那天下午的行动似乎是再发一个圣愿一样：以感性的口吻坚定自己的奉献——终生为福音献身。
雅培理神父在他向修女们所作的谈话中，常强调所有会士的首要目标：圣化自己；而圣化非从福音开始不可。因此戴格兰修女为她自己和修女们，综合会祖的命令说：「我们的结论是：要有教会所给的用得最多、念得最多的书。」她以旧约的口气说：「福音书，妳们要亲吻它，就像司祭在祭台上亲吻它一样，福音要常在妳们的心中、口中、思想中。我们不是效法这位或那位圣人，而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一生。」
从个人的成圣到共同的工作：常是福音，现在也要推广福音。为圣保禄孝女会修女来说，推广就是「带给人」。就是说，不是等人们到书局或教堂的书架上拿，而是到城中区、城门口、广场和十字街口，在人们的家内或家外，带给他们福音书。使徒工作不单是编写、印刷、折迭、装钉，而是听到召叫「去」，即使要离开本国。就像暴躁的亚毛斯，犹大王乌齐雅时代的牧羊人，天主派他到国外做另一种工作：「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弟子，只是一个放羊和修剪无花果的人。上主正在我赶羊时提了我来，说：你去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讲预言吧。」当时以色列王是雅洛贝罕二世，但是这个子民世世代代都是天主的，因此必须从亚毛斯的声音听从天主的命令，于是亚毛斯离开一切就走了。以同样待命的心，戴格兰渐渐接受成全和圆满召叫的新颖。她给她的弟弟神父写说：「我愿有千万生命，为献身于此高贵的使徒工作。」
使徒的陶成者
在一次女修会的议会中（雅培理神父、戴格兰及四个参议修女)，那是一九一二五年一月，在会议记录中有这件新事：会祖「在装钉和其它部门所遇到的阻碍，要向戴修女提出。」以前要向他提出，现在新的指示：戴格兰修女「总管一切。会祖管理会院的初期，现在他是咨议，凡是问他的事，修女也知道。修女当时没有任何特殊职务，但总理一切。」
今天我们是以经理的眼光来看此事：戴修女推动，她居首席……可是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她接受决定使它不断成为属灵的方向。在她的避静和月退省的笔记中，她管理的新工作都归因于天主的旨意和人灵的需求：「十字架是去天堂的大道。我的四旬期将是忙于一般的事务。」「天主的旨意是要我做一切普通事务，且服从。」「准备逾越节：就是省察一般事务。」
什么是一般要做的事?教会内其它女修会能教她的很少，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总会长，必须要激起和培养现代的祈祷生活、求学和劳工的态度。这里有其它地方所没有的问题、更困难的考验和严格的选择。来报名做学生的女青年及女孩子（矮小的、中等的、高挑的)，往往以为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与众不同。接触到现实后，有人爱上了它，有的却不喜欢它。
有时戴格兰修女必须消除修女们（根据记录)：对工作的冷漠、不够积极完成急迫的命令、有的对长上目中无人、溜班而不作任何工作、或打自己的毛衣。雅培理神父不愿意她有特殊的任务，那是当时开创时期的特色。但不是所有的修女都能忍受繁重的作息，尤其是当时所有修会的特定规律，没有人能集中意志、理智和信仰，而在疲劳中仍能充满喜乐的。
戴格兰要求院长们给修女们较长时间的散心，这不仅是为松祂紧张情绪，也是为彼此更能认识：「在散心时，修女们（此处自然是指女青年而言)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消除紧张，成为自己也使人更认识自己。」正如鲍思高所说：「一个快乐的孩子是一本敞开的书。」
雅培理立刻了解：戴格兰一方面继续自我陶成，一方面她负责塑造性格。的确无法禁止她对特殊事务的关心，以及「不以长上身分」所显露的举止。当她看到一个女孩折纸折得不好，她不给她下命令，而是她自己教她折，直到她学会，这是她处理事情负责任的态度。
在学校也是如此（她没有念过很多正规教育)，她会善用小小的手法，甚至惩罚。例如：（在一般学校多年来习用的)罚学生抄写同一句子十遍、二十遍或三十遍。可是她改变方式：叫学生抄一个故事，或至少学会一个故事。
她首要的教育天份不是在用戒尺敲打桌子，让即使是懒惰的人也跳起来。不是，戒尺留在原地：她是根据人的动机，利用各人的天份，接受一切阻力而朝正确的方向成长。犹如在她的一封传阅信函中所说：「教会培养自然的气质和恩宠才能：它们在人心灵中不断向善及圣化。为培育度修会生活，不必拔除一切习惯，只要改变不好的习惯和习性：也不须压抑自然的倾向，或口径一致，而要灌输宗教精神、信仰及牺牲的生活，爱天主，爱使徒工作，设法拥有一切成圣的方法。这是最要紧的，其它一切都是点缀。」
她对学生和老师同时行动，因为可以学习不要让所有的人「从一个模子出来」，而且也让她们感到小小的关怀，如书信、贺卡、关心家人等都很重要。用这些方法，戴格兰成功地使某些困难和青年的某些悲剧成为日常事务。她一个一个地帮助她们平静地清楚认识自己，使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路，无论是在会内或是会外——「戴格兰模式」到处受用。
在保禄会的历史中街有时间上的交叉，因此也需要叙述另一个戴格兰。我们已见到了那个以远大目光，为了未来的需要培养女青年和女少年的她：可是就在同时，当她担心购置印刷机或建屋的钱和担心墨水太快地毁损钢笔时，她已经要修女们近期内准备前往国外（如西班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保禄会神父及修士与贾卡铎神父动身去罗马，修女们立刻也跟着去了。
他们去罗马，接近监视他们的梵蒂冈圣部，不让人们认出来，因为他们是「不被承认的」，是好像被咒骂的。官方方面，以梵蒂冈来说，连阿尔巴主教都不「承认」他们；不过将来有一天，在他们罗马的会院，教宗也成了他们一家人。可是当时保禄会的修士修女，以流浪者身分秘密地潜入永城。
事情发展很快。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在几天内两小队保禄会士进了罗马：一队是男性中学生，由贾卡铎神父带领；另一队是修女，由阿玛里雅·贝罗洛修女带领。贾卡铎一队带了印刷机器、活字盒、书、教室坐椅、餐桌等。德西德辽·高思达神父为大家作初步安置，他是最初的保禄会士之一，他努力使整个意大利认识阿尔巴的出版物和雅培理神父的团体。贾卡铎让男孩们住在奥斯底恩杉路，阿玛里雅院长让修女们住在距离半公里远的河岸路。会院真正迁往罗马，以及保禄城在罗马的诞生，还只是未来的计划和梦想，目前只是流亡者。
教宗碧岳十一世对圣保禄修会的意愿与希望
他们过着潜入者和亡命之徒的生活。首先，因为圣保禄修会尚未得到官方承认，连阿尔巴主教也未承认。第二，外来的司铎和会士，即使只为了要在罗马教区暂时居留，也应该有副主教的许可。但他们没有，依据教会法一个也没有。只有贾卡铎神父带了阿尔巴主教的书面许可，得到了进入罗马的「签证」：可是仅仅为他自己，而不是为那些度修会生活的男女青年，更不是为印刷机器和初级学校的设备等。贾卡铎神父在阿尔巴向会祖提出一个构想：只是在罗马设一个「送货站」，更方便地将在阿尔巴所出版的堂区公报，寄送南部各个中心。
可是贾卡铎神父有一张非常清澈而透明的脸，但罗马副主教公署巴斯古奇蒙席的脸过于老练。在三月时，他就写信问阿尔巴的主教：贾卡铎神父所主持的送货站到底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身边的男女青年是谁?阿尔巴的主教是否知道他们违反教会法第四九五条?这引起罗马副主教枢机严重的不悦?
虽受到压力，不过巴斯古奇蒙席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况，却成了贾卡铎神父的朋友和倾慕者。而那些保禄会修士和修女，如此有心火却又贫穷，也感动了（天主教的文化)杂志社长、影响力极大的耶稣会士罗沙神父。他以非常钦佩的心告诉教宗碧岳十一世他所认识的圣保禄修会，于是可以正常进行圣保禄修会的「正规化」工作：先由阿尔巴主教批准成立为「教区立案修会」并有罗马认可，这是第一步基本的步骤，然后得到罗马的批准成为教会的一个修会。
雅培理神父本想跳过教区批准，而直接获得修会部的「赞扬令」，那是修会在教会获得接受的第一步。依他看，应该提出修会几年来的生活和事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在介绍给教宗时才有力量：「男会士有425人，修女有142人，主徒修女会有24人。」可是教宗碧岳十一是一位严格的法学家，他说不行：不可省去教区性修会阶段;而且想把修会形成一个却又是「多支」的修会是无用的。从那时起，为了认可而作的一切手续都只是以保禄修会为一个男性的修会。
罗马的另一种异议是：为什么要有一个专门为出版而献身的修会?一个单纯的善会，少麻烦罗马，不是很好吗?
碧岳十一是一位很积极的教宗，在他一九二二年的第一道有关传教及使徒特性的通谕中，强调出版业在使徒工作中的角色。依此路线，他庆祝了一九二五年的圣年，订基督君王庆节、纪念尼西公会议、推动世界传教展览会等。同时当人们还在争议阿尔巴的修会，是否应该是「一个热心的圣职人和平信徒的联合会」时，教宗亲自裁决，选择较冒险的新形式;他在雅培理神父和他的事业上，看出了时代的讯号。于是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在听了罗伦提枢机对整个问题的重点叙述后，教宗宣达迅速而明确的决定：「枢机，是的，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为良好出版而献身的修会。」
依碧岳十一世明确的旨意：圣保禄修会该是一个致力于出版业、宣发公开圣愿的真正修会。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阿尔巴主教签署第一项核准的教区法令，因此至少在法律上（事实上事情与先前已大不同)，居留在罗马的保禄会士，不再是官方的「无父、无母、无宗谱的流浪者。」不过，只是一个男修会，为修女们，必须另外进行处理。保禄会修女及主徒会修女，应该得到类似的教区认可法令（先求得罗马同意)，于是雅培理神父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提出建议。不过首先会祖应该放弃一件事：他曾要圣保禄会修女像当时的妇女一样穿着，没有特别会衣；不过此事将会改变。
以母亲的心去罗马
由会祖及贾卡铎神父全力进行的教区核准手续中，没有戴格兰修女的签名，她所从事的「总会事务」，是有关修会的内部生活。当她想到在罗马的修女，那么年轻而受如此考验，常感到心痛：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当她们刚到罗马后几个月，她们接到了驱逐令，被迫离开河岸路的小房子；于是她们搬到一座较差的房子，不够大而且缺乏一切必需品，但与保禄会会士邻近，她们非常了解什么是远离、贫苦和不安全。很多次她想和修女们相聚，可是一直都是雅培理神父自己去罗马。一九二七年五月，会祖大概感受到她内心的愿望，没有什么开场白地向她说：「我们去罗马。」会祖在那边停留八天，她停留了十五天。修女们「从她母亲般和师傅的心」领受了慈爱、智慧，坚定了她们的道路；这次的访问成果是「会院内一心一德地生活」。
戴格兰的罗马之行是一个长上访问她的团体，不过她也对永城感到着迷，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罗马。在她个人的笔记中特别提到属灵的一面：「去罗马就像朝圣。重拾圣伯铎、圣保禄和教宗的精神，回来更觉热心。」新的热诚使她的心浸润着保禄宗徒的有活力的爱，此爱在她的训导中常流溢着。她的笔记记载会祖在那个圣母月所宣讲的月退省，要求她仔细计划「趋赴圣母座前，让她培育;犹如她曾培养耶稣般培养我们。」
夏天雅培理神父回到罗马，他与本笃会神父达成协议，本笃会把在圣保禄大殿及「三泉」中的一块称为「圣保禄的葡萄园」让给会祖，这块土地的获取使会士及修女产生了极大的喜悦。此葡萄园，除了一大块土地没有耕种外，有二大排葡萄树，有一幢农舍及马棚。这极少的房子，无法居住的房子，马上修改为厨房、书房及修女们的房间，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事。缺乏整修的干草堆置场，天冷时改成宿舍，而那一年还下雪。这里真像白冷，戴格兰在十二月初要尝到那种贫穷。罗马第二次月退省是反省自己的思想，看是否不符合福音：「耶稣说：神贫者乃真福，而我们说有钱才有福；温良者乃真福，而我们敬重那些能伸张他们的理由，把脚踩在别人颈上的人。」当时情况并不悲惨，却充满感激，因为活出福音的机会随手可得。
现在已到了面对推销大量出版的保禄会书籍及刊物问题的新观点。单是印刷不够，花钱做广告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广告不一定找得到可能的购买者。因此推销保禄会出版物，即有效而又正确地称为「使徒工作」的事，成了圣保禄孝女会修女首要的工作，也是她们最新的特色。
当然要有新的组织、新的方法，也要有新的衣着。从主教、本堂神父，到她们所遇到的家庭，会衣在当时有它的好处——立刻显示身分，马上与人们可以「交谈」，使接近的人平安而满意，一方面是保证，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同时也符合圣座本意。
因此，由于雅培理神父的一句话，于一九二八年夏天，戴格兰修女成了裁缝师。同时她也是设计师，负责制作一套能使保禄会修女与其它修女有区别的会衣，配合严肃和轻便、端庄和活泼。因此在
晚上，她与其它修女一起工作，试穿、做了再改、再讨论，到符合一切要求做成一件黑色的、长的会衣，黑色披肩和头巾，在会衣上戴有白色硬领。
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最后一个主日，基督君王节日，在举行穿会衣仪式中，首次穿着会衣。仪式很隆重，是在阿尔巴圣保禄大教堂举行。那是保禄大家庭的中心，与当时雅培理神父的事业不甚相称，不过会祖表示那是未来的层面，一座不是纪念而是期待的圣堂。在这广大的空间，尚缺乏不少补充物，修女有权利在此穿会衣，因为她们不但对圣堂有过贡献，而且也在多方面参与。教区的批准
在此期间，圣保禄孝女会的批准手续在梵蒂冈进行顺利，由于碧岳十一世对男修会的关心，间接催促了女修会的手续，而且教宗亲自要求修会部，把圣保禄孝女会的决定交于他。教宗对审查要求非常仔细，不但要报告及信件，还特别审查实际情形，要求去现场察看。然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批准了，如此便打开了道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阿尔巴的雷主教以拉丁文颁布法令，使圣保禄孝女会成为教区立案的修会，并立戴格兰（德兰·梅而珞)修女为会长。
这项隆重追认已成事实。四天后，戴格兰及四位参议宣发终身愿，即：欧弗洛西娜·毕耐劳（玛加利大修女)、维多利亚·贝隆（碧瑾修女)、安杰拉·辣芭露（德兰修女)、玛利亚·苏达诺（安薇琪修女)。在新的保禄修女会中也包括主徒会修女：这是罗马圣部的意思，取消雅培理神父所作的分离。戴格兰修女一共十八年领导这个比较复杂的修会，她应该培养完全的合一，并帮助两个族群的特殊任务。一九四七年，主徒会也成了完全独立的修会，而她们第一个要服从的是她——戴格兰修女。
在她向修女们所讲的初期谈话中，其中有一次她长谈「服从」。她用平和的语气，简单的表达，不引证任何严肃的句子。下面是她的话，是一位修女当时所记录的：「我们知道今年是服从年，服从在修会生活中是不可缺的，而且不服从的，就不是好会士。为了好好服从，不必区分发令的人，不可听这个人而不听另一个人，而且应在发令的人身上，一个可能比我们年轻的同伴身上，看到主，并为了承行，王的旨意而服从。因此我们不应该挑工作，而应让长上自由安排。只有如此才符合我们的圣召，放弃自己的旨意，完成在那此分会的长土身上所表达的天主的旨意，而不管他们是谁。」
圣经——要传达的天书
可是戴格兰和修女们，为了追随会祖做「新事」，并没有等待教会法的承认。我们必须记得她们当时参与了一项事业，没有达到今日所谓的「成就」，可是却为当时的整个教会上了一课。我们用保禄会一位修女的话，来叙述这个雅培理及保禄会的事业，她是证人也是助手，即那塔里娜·史巴达修女：「这是雅培理神父另一项事业，今日已为人所遗忘，因为『没有成功』 ，不过，它是雅培理神父『先知性的纪念碑：即六种语言的圣经，十八种版本。为了达到此目的：雅培理神父希望他的会士知道什么是圣经……．」
圣经全部，旧约及新约，从创世纪到默示录，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连「圣经」一字也是用得很小心，从一个讲道者的口不会说出来。可是雅培理神父的看法不同：「圣经有七十二卷，是圣史在天主的默感下写成的。是天主写给人类的天书……」因此人们必须传播圣经，特别是要在天主教会家庭内传布它，因为当时的信友几乎都不认识圣经。犹如卡罗·加勒度所讲的：「一生中我最大的财富，无疑地就是我在二十岁时对圣经的『发现』……」他以极少的话说出一个事实：圣经是偶然或固执地被「发现」，而他整个少年期却对它一无所知，可能仅知道一些枝节、某些人物，总之几行文字而已。
而雅培理神父要教友们读全部圣经，于是他决定印圣经，不过是在保禄会大家庭的男女会士认识圣经之后。那塔里娜修女还说：「会祖开始向他的会士和修女（几乎都是青少年)举办一系列的圣经讲座……：几堂圣经入门课，然后为每一卷圣经至少有一堂课。因此主日『教理讲授』计画持续了至少两年……：」
戴格兰修女与大家一样也参加圣经课程，并一卷一卷的做笔记。特别打动她的是乔布传，对此她做了非常广泛而精确的大纲。课程结束时，在作了最后的批注后，她的勤学使她感到非常高兴有这种特殊的充实。不过这些兴奋，在她个人的记录中，也只是以四个字「感谢天主」来表达。
为出版圣经而工作的修女们，她们的工作时间和责任很重，戴格兰怕有人病倒，她把这些十字架向会祖倾诉。然后她以一句话向修女们传达响应：「会祖向我保证，修女们会健康地到最后。」事实上，的确如此。一九三一年的圣诞节是个特别的日子，是伟大工作结束的庆日：在马槽中，除了传统的摆设外，也放了一个大的篮子，里面盛有所出版的不同语言的，为全世界读者的圣经。
期间，到了固定而合理分配书报的制度的时刻。修女们常保持是作者、印刷者和出版者的身分，可是她们的第一线，她们国际的阵线是推销。当时的计划很多也不一。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参议会中，戴格兰提出要购买一辆汽车的事，要两位修女学习开车。这是疯狂的事，不过她平静地一步一步适时达到目的。
为了固定的推广中心和有效技术的定位，首先是在家里做，即在阿尔巴市及其附近，利用即将来临的重要宗教事件——鲍思高列入真福（一九二九年六月二日)。利用此时机，印刷未来真福的大众化小传，受到相当的欢迎。鲍思高神父是作家、出版家、天主教会出版事业的顶尖人物，在阿尔巴教区为保禄会会士及修女打开了许多门。修女们同时也提供圣经、福音书、圣女小德兰传及未来圣女简曼·卡尔卡妮传，尚有吴高·苗义蒙席写的历险记。
此一经历在其它的毕耶蒙特教区、罗马和其它地区也是一样。在罗马，住在美满洞街的修女，走遍了罗马市区及卡斯得利区域。那塔里娜修女还记述当时以阿尔巴为基地，如何进行「逐家推广」的工作，她说：「修女们背着二、三包书，到阿尔巴及阿斯底家诺的乡村，我们两个一组，有时是一个修女和一个望会生或一个学生。人们把我们载到要去的乡村，或是坐马车，或是乘小汽车，在这种情形下驾驶是马耐拉神父。我们投宿在修女院或是本堂，有时在教友家。会祖在默想中，告诉我们如何有礼貌，如何有谦逊和信德：有信德是因为我们所携带和提供的是福音或圣人传记；有谦逊是因为我们充满缺点，甚至罪过。我们不可分开，要明智地彼此互助：一个推销书本，一个祈祷；假如书籍遭拒收，我们至少给他一份传单，但是要保持谦逊。戴格兰修女经验过多次这种宣传工作：她分成小队，她和这一队或另一队行动，常给我们很具体和实在的忠告。」
戴格兰亲自参与，不可能不如此。为修女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为她也是如此，她在这个考验中必须注意许多事：接待、交谈、人们对会院的惊奇眼光、要作的演讲、热诚和不信任，以及金钱和价钱的问题。目前有了真正的新事：起先她们在会院祈祷和工作感到很疲劳，但为院墙所保护，也逐渐适应了生活的节奏，随时可得其它修女和长上的帮助。但逐家访问又是另一回事，面对突发的意外，要当场且独自当机立断。所以戴格兰亲自陪伴修女们，组成小队，走在教会从未走过的街道上。她得设法制定任何大公会议、主教会议或修会大会所从未注意过的一般作为，而她就如此学习，如此继续研究。
已发愿的修女，一面观察事业，一面在正确的事和错误中，学习如何纠正并培育刚来的年轻女孩：确定个人的天赋，以灵修生活锻炼它。而戴格兰指出「传播福音」的整个修会的要求是：纯朴。「我们要保持纯朴，消除或抵抗一切使我们成为不必要的多礼的或是胆怯的人。」戴格兰指出「纯朴」是：「礼貌，是适合一个修女身分的一些外在素养，如在二十岁时没有的话，到三十岁也无法获得的。」重点是：准时到达。就是对小事情也执着，因为在她们这年纪是在准备或是成功或是失败。
戴格兰不能自陷于权威性的教育方法，来实行会祖要求她的复杂事宜。在人际关系的教育上，她应该回忆她自己的灵修资源，以及从她父母所遗传下并从他们的榜样所锻炼的少数却主要的操行。这些操行是她父亲在卡斯塔尼笃极其坚信的：作风及生活的纯净，每个人在言语及举止上所呈现的真实味。在笑容和拘谨上，戴格兰常是真实的。当任何女孩有一点怯懦时，她一旦发现，立刻将之消除，但以她特有的慈祥，不婆婆妈妈也下说教。
雅培理神父亲自看见、追踪并考验以后，他要戴格兰马上再向前一步，而她已准备就绪：圣保禄孝女会修女应该在意大利的不同城市，开设推广中心，即书局。这也是从未听过的新事，因此很易听到新的控告：「修女做生意!商人修女，这是个什么世界?」戴格兰不作澄清：在得到省府和市府的一切许可、批准及缴税后，修女们要开书局。于是在书局周围产生了保禄会修女的小型团体，而她们同时遵守修女的一切义务、善工及日课。
在沙耐诺建立了第一个这样的会院：在阿尔巴隆重庆贺这一大事，雅培理神父在重大时刻知道如何庆祝。在保禄孝女会档案内的「会院史」中写说：二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曰，在三位修女穿会衣和晚餐前晚祷后，会祖再次叫修女们到圣堂去供奉圣体，并将福音书交给五个将被派的修女，他讲了一次很美的道理，做了圣体降福。因这次礼仪，他开启了分院的序幕。
既兴奋又担心
在一座城市内立足，首先必须能幸运地找到房屋，找到适合书局的地点，愈快愈好能开张并让人们知道。然后必须与当地主教、圣职人、堂区及善会接触，向他们解释，说明在这书局背后并无任何公司，只有一个小小的修会团体及她们的院长，而且是为了在当地的城市、村子内旅行、访问、推销书刊。起初修女们不太习惯搭火车及长途汽车，常背着沉重的书徒步走好几公里，走错路，不知道捷径和距离。有时能在晚上回到城里，但不常是如此。
有些时候，两人一组的小组，整个星期是在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之间度过的。有时人们热诚接待她们，有时却不怎么热心。例如，有时两个修女要挤在一棵树下过夜；有的被迫守斋，不敢到商店去买食品，更不敢走进酒馆去。另外还有某些本堂神父无法相信那几个背着包包的女人是真正的天主教会修女。她们受到某些抗拒，敌对，以及巡视骑兵的怀疑眼光。这一切使某些修女沮丧，但为了服从还是继续。而有些修女，感到这种探险很有趣，回来时虽然很疲倦，但是很快乐。
戴格兰起先亲自带领她们，后来用书信，她知道她们的生活当然应该扣牢在坚定的几点上：但是很明显的，母院的生活方式、时刻表和规律，无法机械式地搬到分院去，因此她一开始就研究如何适应环境的工作。为此，她要求院长修女每周能给从远方回来的修女一点休息，同时让她们倾诉，以该有的尊敬细心聆听她们，而且能从她们的抱怨中学习。
同时她也开始以传阅信件、重要的备忘录和实在的灵修笔记与她们通信，有时附带行政的处理。
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封传阅信件中，主要是热情地关怀她们环境中的艰苦问题。她劝她们效法玛利亚：「我们瞻仰她，我们的导师，眼目端庄，说话小心，不断设法默思在她心是所保存的耶稣的道。对众人有爱心，对邻人和对来给若瑟工作的人都善待，但是没有过份亲热。妳们喜欢这位模范吗?」期间，大家似乎对在苏沙的岁月有一些怀念，在那里，容易立刻猜到在特殊环境中正确的做法，并接受响应。而现在修女们面临的是不愉快、甚至危险的环境：「妳们是污泥中的鸽子，要记得圣母所处过的环境比现在更坏，当时污泥到了眼睛，而她，纯洁的鸽子，她的无玷的脚从未被沾污。」
必须要指出，这一点为保禄孝女会修女在世界上的一切其它措置都有效，因为使徒工作的走访、书局及团体生活，已经要求很多，特别是在最初，人少却要做很多来开始一切：可是不仅如此，还有别的，假如没有数字的有效证明，我们不会相信。这些女青年以极大的意志还投身于其它工作。
当然，有些成功，也有些失败。没有经验因此要付出更多，虽然有她们的辛苦时刻、内心的困苦和个人的缺点，不过她们忍受这些而向前迈进，她们达成了今日看来非常叫人惊讶的成绩，这可能得用时间（至少部份)和她们内心的毅力来解释。圣保禄孝女会初期的修女，对辛酸的生活、对无法得到报酬的辛劳和牺牲，已习以为常。她们是在困苦中成长，面对阻碍和挑战，因而不易跌倒。
她们也应该做别的事，以传教的精神走向新的人群。根据地方和环境，她们必须开始作鼓舞的工作，使能富裕当地的修会生活。依雅培理的路线，她们最初的特殊工作之一是「福音日」：是使大众惊异的一件事，有当地圣职人的投入：使信友感兴趣，并吸引他们的活动。经由这些逐步引进的新事，那看来只不过是书局的地方，也成了吸引人的聚会场所，制造交新朋友的机会，并给予圣保禄会新的支持者，尤其是新的圣召的机缘。
戴格兰特别强调圣召。实际上她强调一切：从每天的祈祷程序（早晨从念「请众赞美天主，感谢主恩」起，到晚上向圣母呼求止)，到每年一月六日以前该送到阿尔巴的年度报告。「我也要求你们准时缴出每月的帐目，并尽早将收据寄给管帐的人。」
一九二九年在美国所发生的危机，也蔓延到意大利而且很严重。工业的裁员、商业的萧条，以及一九三0年末政府从未有过的措施：降低工人薪水百分之八、公务人员薪水百分之十。强力降低房租和食品物价，而法西斯党书记杜拉蒂公开宣布一千里耳的钞票可以放入框架留作纪念。
置身于推广书刊的修女也面对这一不幸，失业、破产和抗争。许多家庭遭受饥饿，向面包店和肉店赊欠……报上经济学者的预料在全世界都不乐观，没人知道这种情况要拖多久。戴格兰修女对此危机有另一种看法，在这种条件下，她写信给修女们，还是要求她们推动圣经。她说：「妳们不要像大家一样怕这次『危机』，这正是在好像最困难的时刻，在教会内完成最美的事情。我们与全能者同在，只要我们不犯罪得罪祂。」
不过为推销书刊非常困难。在有一个教区内，主教要修女们不要奇怪人们拒绝购买书本，这是因为他们贫穷。 「不过妳们不要表示很不高兴，在不能推销出一本好书的地方，妳们留下一句好话、一次鼓励、一个微笑。」这位伟大牧人的话，一定使戴格兰欣慰。实际上她在给修女们的信函中传达此话，并加上修女们的一些反省。有时，她说：「往往我们忘记的第一个宣传就是好榜样……为什么做宣传?是为人灵的好处。那么何必用冷言冷语和尖刻的答复激怒别人，即使遇到不欢迎或是受到侮辱?这正是实践谦德和温良药苦口的时刻。我们要成为耶稣的真正门生吗?那么效法祂吧。我们知道在回应粗鲁和抗拒所用的谦和言词，是产生善果的种子。」
戴格兰对会祖的指示是个可爱而又忠信的传达者，她自己知道什么该说，如何地说。她的口气往往是劝导，并苦口婆心地邀请人谦逊。戴格兰有权被称为「谢主曲」修女，因为她不断以言以行附和玛利亚的谢主曲，「吾灵赞颂主」这句话使人具体地想起：天主、父及造物主，以近乎人性的性情俯视祂婢女的德行，垂顾了祂婢女的卑微。由于她的谦卑和勇气，戴格兰的修女们在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人。主教和许多堂区都谈及她们，她们犹如一支军队，因此她们使雅培理神父同意，向罗马修会部递呈动人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夏天，对那些面对献身于出版的修女的「畸异」念头而皱眉头的人，会祖说：圣保禄会修女已访问了二四六个意大利教区，由于她们的帮助建立起三千个堂区图书馆。订阅圣保禄修会所编伦理与宗教刊物者，已达一百三十万人，主要都是靠这些修女。为圣经（已分售五万册)、福音书、圣保禄书信、耶稣传也是如此，共推销出一百万册。总之，雅培理向教长们宣称：「圣保禄会修女利用印刷传播教会道理。」那本是一种希望，为许多人本是一个幻想，现在却是一件事实。
在美洲散播圣言的种子
一九三一年，当时雅培理神父四十七岁，每天祈祷四个小时，常在圣堂跪着，一动也不动，保持着静默。有如专做悔改的人，可以说他身体在世上而心灵已神游天上，或者说他是位恐惧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人。就如大额我略被选为教宗时，刚离开隐修院，在人们伴随他往罗马的旅途中，不断口诵达味圣咏的忏悔经。正是这位额我略教宗，在龙哥巴底的政局旋风和王室逃散之后，遂即在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突然成为极端活跃的重建者，虽然当时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很好。
在圣保禄修会内也有此类似的情形，突然使身体脆弱的德洛哥及雅培理神父遭遇到。希瓦诺·盖第利回忆说：「雅培理神父当时能使他的男会士及修女们长时间跪在教堂的跪凳上，默想万民四末，或做内心反省，想一想是否曾克制五官及励志进德，甚至使他们试想一下更严格的隐修院生活。而后，突然地，发出冒险性的命令，叫他们骑着脚踏车或驾驶着汽车，到大街小巷各处去散布好印刷品。这种做法对明智的人、保守的人及清教徒西百，简直是个大丑闻。」
于是：死亡、审判、地狱、天堂——万民四末，世界终穷的事，必须每天怀念，一心一意地回想会祖谆谆的告诫。去美洲继续发展的原计划不改，已知道派何人前往、何时起程，也规定了为创办事业所需的经费：里耳（意大利货币)，但圣保禄会方面什么都不给。谁要出发，谁就在起程前自己想办法，向恩人或亲友筹钱。雅神父的作风从表面上看来，这样做好像太冒险、专制、冷酷，一切都缺乏计划基础。数年前，雅神父曾写信向自己的会士们说：「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这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假如我们将来不把它占为已有，是有祸的!」但这好像把希望寄托于历史远景、遥不可及的决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会士们默想了万民四末之后，有一天，雅神父选了他司铎中的两位，跟他们说：「你们去南美洲。现在，就是马上去。」
一九三一年，当时意大利及阿尔巴城仍有很多事要做，但是圣保禄宗徒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当时西亚的马其顿曾发出恳求的呼声：「请你来马其顿，帮助我们吧!」所以这是扬帆向新大陆出航的时候，而且是「立即」，就如在「宗徒大事录」中所读到的。「立即」就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思天·特乐索和本笃·鲍阿诺两位神父就在这一天，由热诺亚登上意大利横渡大西洋的轮船「绿色伯爵」号。八月十九曰在巴西的圣多斯下船，鲍阿诺神父到圣保罗定居，特乐索神父继续前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如何筹划这次行程（以及后来的各种成就)?因为由雅培理神父那里得不到一块钱，于是鲍阿诺神父想去找一位卫罗讷的慷慨支持者——马丁尼律师。而为了买去卫罗讷的火车票……于是鲍阿诺神父想到了戴格兰修女。
最初两位保禄会神父的第一次远行到美洲去的援助是来自戴格兰，鲍阿诺神父回忆说：「我从阿尔巴城起程（是为往卫罗讷)，带着戴格兰修女给我的九百里耳。」九百里耳超过来回火车的票价，以后他又从那位恩人得到一万里耳。这个庞大的数目足够二个人的旅费，他们到达巴西后还剩余三千里耳，正好这时会祖雅培理神父写信给他：「把这些钱寄回来。」
的确，他们应为别人服务，并尽快去支持，于是雅培理神父想到了美国：纽约。他让会士们去专务神修退省，随后又叫来伯铎·包拉诺神父，照常说同样的话，谈计划路费，并且也开始做些事。因此包拉诺神父在罗马上船，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初，到达纽约。
这些保禄会会士被派遣到意大利以外的地区，该做什么呢?雅神父写给即将起程的会士们的信中有所解说，后来这封信传递到全体修会。他说被派遣到外国的职责就是：「用印刷品散播圣言的种子。传布圣言要以我们老师耶稣在讲道时所怀的心情、要以圣保禄宗徒在宣扬福音时心中所有的热诚、要以上主的恩宠和谦卑的作风——圣玛利亚就是藉这种心态成为圣言降生成人的母亲。」
关于出版事业的方向，在他信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首要任务是牧灵：「你们的出版工作应特别以牧灵为主，假如圣保禄宗徒现在还活着，他就会这样去做。你们从事出版工作的态度，不论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应是以牧灵为尚。你们传布的能力也就是那牧灵的能力：派遣你们就是为了这个。」他还宣布加强派遣的使命。此外关于居住问题：「首先安置好男会±的住处，随后再安置修女们的住处，两处至少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印刷的工作、宣传的工作和管理工作，男会上和修女该分开：「只有在使徒事业上，分头并进，可使你们合而为一。」所以修女们也要出发，雅神父的信上说：「随后……」但按照他的节奏，这指示尽快，指示马上起程。戴格兰修女晓得这事，不只是像所有的人知道大致情形，而是更深入了解这具体的事实。
此外，在保禄会院找到一张传单，没有日期，但可能是在一九三一年写的，在这张纸上雅神父写着：「戴格兰修女，非常，非常美好的事就是派遣一批数目可观的保禄会修女到别的国家去……日本、印度、巴西、爱尔兰、中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法国等等，都在企待你们传播天主的圣言。」
戴格兰修女早已准备好第一批选出的修女立即起程，所想到达的目的地是印度或日本。她准备好一切，甚至物质方面，如此修女们不必为旅费担忧，不必为最初的一段时间顾虑，她也设想周到，使修女们能按部就班，不冒风险，不感到惊奇。但最重要的是在神修方面培植她们，让她们很了解她们传教任务的纯粹本质。她总是不断地重复叮咛，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是不厌其烦地说：「我的好姐妹们呀，妳们已经远离意大利的地区，我们应在其它地区谋求发展。上主给我们保留着一块更广阔的土地：传教区。我们不称它为外地的住处，而称为传教区。」
随后戴格兰修女灌输每一位修女福传的方法，就是她由会祖雅神父那里所学到的乐观：一切依恃天主，但并非单纯的乐观冲动，而是怀着充份平静的心情，在任何环境中，对于挑战和防御都能鼓起勇气。在她对于修女会的简短回忆中，我们听到她的话：「有些时候，看事情感到很迷糊不清，甚至什么都不能再了解，但我总不畏惧，即使众人喋喋不休和许多痛苦压在我身上。我们对雅培理神父这位神学家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心安，因知道领导我们的是位好父亲，他只谋求我们的福利。有一次这位神学家对我说（他每句话都用『您』这种客气字)：『我以为您太依恃我这神学家了，您该只依恃上主。』这话曾使我思考良久，我在心中说：当然，我很依恃上主，但也依恃这
位神学家，因为我知道他是由天主派遣而来，不论他做什么事，我可以放心不会错。」为保禄会修女这批远征军的确当做妥善的准备，这队远征军的领袖雅道拉大·巴尔地，她年方二十岁；而玛加利大·麦第得·柴达诺与雅道拉大修女同行，她是第一批主徒会修女中的一位，她们将去南美洲的巴西。
戴格兰修女用她亲切的方式鼓励着她们，在她们口袋里放一封信，为在途中和在初抵达的困难中支持她们。她对起程修女们的劝语，充满了情感和鼓舞，这些成了她的传统，现举一例：「在妳们暂时远离祖国之前，我自心灵深处向妳们问候并向妳们祝福……祝福妳们所去的新地区和所住的处所，那里为妳们应是成圣的工作场地。妳们要成为很有圣德的人……假如妳们没有见到妳们所行的善果，不要气馁：多次在隐匿中做牺牲远比在喧哗使徒事业中还虔诚、对人灵更有益……因天主圣三之名妳们出发吧，就如我们因这圣神的名号走向永恒。愿极尊严的天主圣三降福妳们，创造了妳们的天父降福妳们，为妳们死亡的圣予降福妳们，圣化妳们的圣神降福妳们。从登上轮船开
始妳们的使徒事业，同时树立平静的善表和修会精神的好榜样。
「请妳们告诉我：妳们彼此相亲相爱」
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修女们从热诺亚登上「红色伯爵」号轮船出发，同行的有两位神职人员及一位学生，这些男会士已等候很久，现在加入有如生力军。而事实上在圣保罗的外港圣多斯码头有鲍阿诺神父迎接他们，这位神父对修女来巴西之事一无所知，当他走向她们时，表现出无奈的态度：
「我曾给会祖写信，不要派妳们来!」
但是她们现在在这里，鲍神父告诉修女们这里总主教的想法。在圣保罗，由圣心传教会修女那里，给她们找到了第一个避难所，这是嘉比尼会母为移民所建立的修女会。保禄会修女们于是换下了会衣，雅道拉大和玛加利大两位修女在她们隐密的房间里读葡萄牙文和祈祷。两个月后，她们发现戴格兰修女的确有她的道理：上主照顾了她们，总主教改变了想法，给了她们祝福，并希望她们再穿上修女的会衣。如此她们可以开始工作，找到住处，设立书店，迎接由意大利来的其它修女，开始到各地活动——她们是传教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又重演了同样的一幕。这次横渡大西洋的渡轮是「绿色伯爵」号，登上这船的是若瑟·福撒第，在到达时由思天·特乐索神父等着迎接。他看见下船时还有两位保禄会修女：加大利纳·加伯内和哀斯代尔·伊诺禅第，马上表现出不高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但是，这第二次的历史与第一次相似：修女们幸运地由特乐索神父代找到了安身之处，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寻找到了住所并开始宣传工作。在这里由本地神职善心接待，至少感到安慰，但是别种的阻碍使得使徒事业的初步工作不易迈进：世界性的危机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经济。阿根廷是农牧大国，其经济主要建立在肉类外销，而肉价突然暴跌，于是它的英国顾主有意「返国」。一九三0年伊里戈延总统的政府垮台，军队恢复了乌里武鲁将军的独裁，且危机继续恶化。乌里武鲁将军在一九三一年二月让位，合法的选举出奥古斯都。佩德罗·胡斯托为总统，他给各地大量地加税，以克服这次危机。
总之，依现有情况面言，实不适合花费大批资金开始创业，但是修女们却这样做，她们遵循着戴格兰修女对于重大危机所持有的极特殊观念，最后还是她们有理。一九三三通年，修女们在印刷所中有更多的物品（二口脚踏车、二口缝纫机、二口裁纸机)，已足够开始工作了。
第一批来到美国的修女是保辣·高得露修女和另一位修女，这次来时受到接待。当时有布罗诺神父，他是位充满企业精神的人，他把修女们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接到纽约，并且安置在圣若翰洗者修女会的一间普通房子里，这房子专为接待客人之用。以后又迁居到布朗克斯，这里还有一位总主教，就是海斯枢机，对修女们不够热心。这两位修女同以后要来的两位修女们，首先是从事于意大利人的传教工作，但是常常感到委屈；有人催促她们放弃这大都会：「在别的教区做些尝试吧!」但这些言论并不能使她们动摇。戴格兰修女教导了她们要坚持到底，她们曾回答别人说：「会祖派遣了我们到这里来，这就是天主的旨意叫我们停留在这里。」她们停留在那里，在她们那种常久不稳定的局面中，保持安静，一直到总主教回心转意：「今后她们停留在这里，」枢机主教证实说：「她们在这里，很有益处。」
在阿尔巴镇，戴格兰修女每周写一封信，追踪美洲各修女院的变化。印刷和推销已奠立了基础，开设了更多的书局，但在外国，修女们正遭遇新的问题，更容易发生挫折。例如：刚开始时不适宜有外表引入注意的书局，这也是为了税金的理由：不必做大招牌，只要送人一张圣保禄的圣像，使人知道他是谁。以后，切记会祖雅培理神父的规定：保禄会男会士和修女们分开工作，此外住所也要保持距离，就连工作的场地也要分开。最后，总不断安抚她们：「妳们尽力而为，在平安中，不要焦虑……．」
的确，修女们做了她们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她们还不是圣人，因此，有时彼此不和睦、苛刻和不了解的消息、错误的批评等会传到戴格兰修女的耳中。她对于这些事自然非常注意，在答复的信中勉励修女们勇敢，但并不过度宽纵她们。如果发现她们的缺点，就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如果她们的某些态度使她忧伤，就坦诚地说出，就如她们在她自己跟前一样。她同美洲的修女们虽远隔大西洋，但她常站在第一线，不准迈向圣德的脚步缓慢下来，要尽所有的力量努力前进。
请看下面的例子：戴修女在一九三一年给一位在巴西工作的修女的信：「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一切，一切所做的坏事，妳悔改了的，妳定志了的……祝妳平安!妳要继续虔诚地工作，为获得内心的谦逊：如果人们判断妳好或判断妳不好，妳不必挂虑。圣保禄宗徒说：『判断我的定是主。妳能向我诉说一切，一切事物，就如我亲眼看见这一切。我认识妳，我将来会评量，除了妳所做的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必说，我有权利知道这位一事。述说故事的长信不必写，而事情的主要内容一定要写……妳们该把一切告诉我。当妳更谦逊时，妳就更好，上主将给妳更多的光照。希望妳能服从，甚至当妳以为妳有理的时候，妳会忍受冤屈。如果妳更爱天主，妳就会把很多事看得开……」
在一些给团体的信函中，戴修女也表现得很有活力。例如在「爱德」的讲题中，谈到（谦让)：「为什么借着一件小事而彼此争吵呢?为什么这一位表示喜欢这一件事，而另一位马上喜欢另一件事呢?……为什么我们度这么多年的修会生活还如此落后，普通教友们常做的事而我们却还没有做到呢?为什么我所知道的和使我很难过的都是这些事情呢?妳们愿意我跟妳们说什么呢?为什么妳们还那么那么骄傲呢!为什么妳们一点儿都不愿忍受痛苦呢!为什么缺少天主的爱!哦，如果藉着复活节的机会，你们要说很多祝贺的话，那我希望只收到一句话……只要这句话：『我们相亲相爱，我们一心一德』!这为我就足够了，这使我高兴。我能这样希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