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修会内，修会的总会议是最高的立法机构，依照固定时期集会（除去特殊召开的情况)。这种会议平常是由在职的会长和各地选出的代表所组成，为保禄孝女会也是如此，举行总会的时间是一九五七年。
戴格兰修女在元月发布召开总会议，指出有权利参与会议的会长和选举代表的方式。开会的地点是罗马的总会院，时间是由五月四日至七日，会前先做一星期的退省神功。但是二月二十曰，却突然发布完全不一样的消息，措词简淡：「我向诸位问候，并请妳们为我祈祷。本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要接受一个小手术，所以暂时不能给妳们写信。」这不是一个小手术。她的身体一向就孱弱，而从某一段时间起，又加上胸部疼痛，所做的组织检查结果令人惊骇。因此，立即就动手术，把乳房从根切除。
一切在「家中」进行，也就是在阿尔巴诺的「宗徒之后」医院，这里收容患病的修女。这是由雅培理神父的思想中所产生的另一个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年内，由戴格兰修女策画完成。戴格兰修女把这里常看做是自己的家，常去探望住院的本会修女和其它修会的修女；她也愿在这里保留一个床位给蒙地卡西诺的本笃会修女，也为所有隐修院的修女。
手术是由欧哲第主治医生主持，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为她胸部的癌症动手术，医生们相信这是一个责任，他们同情她，以为她可能就要遭遇『那个命运』。戴格兰以她决断的态度，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做你们应做的吧!」她给修女们写了封简略的传阅信件，通知她的手术顺利并且渐渐地康复。于是按照原订的日期召开总会议（五月四日)，大会中全体一致推选戴格兰担任主席（保禄家族的其它修女会也在这段时期，召开她们的总会议)。
大约在夏季，她的一封传阅信件表示她很注意修会内的事，并准备去纠正各种冷淡的行为，这些事逃不过她的耳目。她有自己干涉的方式：不用当面的谴责，而只轻描淡写一些美中不足的情形，凡有眼的人，一看这信就会懂。她牢记她所遇到的事，不是去审判而是爱慕，不是打击而是引导，使她们变的更温顺，并成为可被说服的人，容易去接受上级的安排和所给予的工作和指示……并使她们记住，如果服从，就感到更舒适：圣保禄的孝女中最守会规的，也是那些最开朗的；但是那些不甘心服从的人，那些不慷慨顺从各种安排的人，生活不安心、变的神经质，并且……她们痛苦，也使别人痛苦……似乎她一个一个地看所有的修女，愿她们成圣。就是为了这个理由，她不让人有轻率的行为：常有时间调整路线，按照每人的能力加以改善。她在反省自己时，承认自己有更坏的缺失。
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戴修女没有出国旅行。虽然她仍做些日常的工作，包括担任义国修女联合会主席的工作，但身体还是衰弱。因此她不能按预定的，在一九五八年去菲律宾，而由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修女代替了她。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教宗碧岳十二世在冈道尔夫驾崩，享年八十二岁。随后在二十八日，令世人惊奇的龙佳利当选为教宗，取名号为若望二十三世，当时七十七岁。他是一位使教会加快脚步的人，登基不久，在一个冬季寒冷的早晨，就在圣保禄大堂，宣布本世纪天主教会的大新闻：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雅培理神父立即证实说：「这是一位为这时代的教宗」。
再飞往国外
戴格兰修女又开始乘飞机访问。在一九五九年九月起程，做周游美洲的视察，预定为期五个月。为了她的健康，由一站到另一站，中间需要略长的停留。这次没有雅培理神父同行，陪伴她的是主徒会的会长路济亚·莉琪会母。在美国的天空，她们的航线和赫鲁晓夫的航线交叉而过，这位苏联的第一号人物是来访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她在旅途中不能像以往一样写信，但她向修女们保证（试图做这事)，由波士顿写信说：我还好，妳们放心吧，有人给我治疗、陪伴和协助。
较充裕的停留期间，可以很用心地考察所有的事业，尤其是访问人——每一位修女。最重要的是同她们交谈，两人面对面地交谈，聆听对方的倾诉。从某时起，她已经不能全神贯注到她认为基本上迫切的事：就是她亲自回答每位修女的定期来信，但现在她能亲口回答。经由一段又一段的路程，由美国、加拿大，到达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
在各会院她发现长久以来的难题，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缺少很多修女，但这并不妨碍芥菜种子的长大，为少数的修女，该看她们怎样努力工作。在委内瑞拉，我们很快就要达成美好的愿望，在各地的会院已经太小，其中尤其是卡拉卡斯和波哥大。阿根廷一望无际的平原使她惊奇，这里的保禄会有进步，就如在门多萨的新会院中那样。
她在许多地方见到发展教理的活动，这需要总会决定性的支持，就如她刚回到罗马后，向修女们所说的：（拉丁美洲的)修女在这里学习到很多，今后必须研究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为帮助国外的修女们。她遇到主教和本堂主任，他们都要求派遣更多的保禄会修女，并改变了他们以前不欢迎的态度。这时她就想起雅培理神父当时在被拒绝的修女面前所说的话：「没关系，将来有一天，他们要邀请妳们，而妳们却不能到各处邀请妳们的地方去。」现在所遇到的，正是如此。她使罗马本会的修女们记住这事，不只是牢记服从的重要性，而且把服从的智慧铭刻于心：「这是一个标记，表示会祖所说的就会实现：我们按照约定，服从他的命令。」
在哥伦比亚，在「圣保禄电影」的工作上，戴格兰见到了令人有信心的开始。在巴西的古里提巴，保禄修女们把她们教理的课程录在录音带上，由教区的小发射台播放出去。「这里的人也希望能有别的广播，但因技术问题，不可能利用这些录音带。」于是戴格兰修女依照雅培理的作风（这是一个经常惯用的态度)回答：「把教理课灌成唱片，各处可以播放。」在古里提巴制作唱片?是的，在古里提巴，而且用简单的方法。在开始时，就如大家所遭遇的，也难免有错误，但不只是罗马该产生概念，其它地方也能产生和实现概念。第二天，她临行时，还在催促唱片的事，于是以后就在古里提巴这地方制作唱片。由于她们的成功，以后在圣保罗开始设立了制作唱片的中心。
在团体中所发生的事，有时其它人不知道，而有被遗忘的危险：只要一个人迁出，一个人去世……就没办法记住了。于是戴格兰在回意大利之前，又有了另外一个理想，于是马上利用传阅信件把这理想传布各地：为什么在义国以外设立的所有会院，没有从开始记述它们的历史和记述这时代的变迁呢?「我以为这是件好事，假如现在不做，将来会后悔。」的确，这些变迁已成为历史（但是她常用谦和及亲切的态度来看这历史)。她说：「（假如没有历史)谁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优良的兄弟姊妹们……」
我们要敲圣体柜的门
在一九六0年三月十二日的一封传阅信件中说：「有件事，妳们做的好，就是在妳们书局中存放，也尽可能推销新的杂志（若你愿意……)，这杂志是由「宗徒之后」修女会所出版，妳们知道这是我们保禄家族的一个支会。」
这个新的修会是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五七年就愿创立的，他曾用一句充满强而有力的大公精神的话，发出命令：「一切天主教徒，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为一切圣召，为一切使徒工作。」他常想的就是这个，甚至在善意的小地域主义时代，派遣一位神父到传教区去，好似向教区偷东西一样。
神学家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五七年召集了一群年轻的妇女，要求她们准备做这个特殊的献身：为圣教会发起、鼓励和支持任何方式的圣召，为任何不同形式的修会。这个小团体取了修会的名字叫「宗徒之后」，因此人们亲切的称呼这些修女们为「小女宗徒」。雅神父在起初只想成立一个单纯的修会，没有公开的圣愿，但以后认为更好是终身奉献给一个真正的修会，于是在一九五九年第一批七位修女开始宣发公开圣愿。戴格兰修女非常重视这新修会的价值，甚至把要进入圣保禄会的女孩子送入这新修会。这并不只是对雅培理神父的服从，也是对新修会的赞助，她基于十年的经验，对这问题有她个人的看法。
第一批小女宗徒中有一位少女，住在离总会院不远的地方，跟戴格兰修女很熟，她家中也曾得到戴格兰的帮助。她很高兴这位少女——玛德兰·魏拉尼决定入圣保禄孝女会，但是有一天这女孩跟雅培理神父谈话：「他清楚地向我说，比入圣保禄孝女会更好的决定是应同其它的女孩子们进入新诞生的『宗徒之后』修女会，形成这修会的最初核心，为推广圣召。」这少女担心会使戴格兰修女有受骗的感觉，而不愿把这事告诉她。「后来她使我知道她很庆幸会祖给我的建议，并且在我进入新修会的前夕，给我一包衣服，当做『填箱的嫁妆』。」不久以后，戴格兰去冈道尔夫堡，在狭小的会院里见到了第一批小女宗徒们，并送一台录音机当做礼物。为录雅培理神父同她们的谈话。
她没有想到雅培理神父有太多的工作，要创办太多的事业。相反地，她被这个整体性现象和丰富多元化的神恩所吸引：她所关心的从来不是物质的方法和人为的工具，她所关心的只是信德不够坚强，祈祷不够有信心。有一天，日本保禄孝女会的会长写了一封信来，表示担心严重的经济困难。她回信谈到由总会承担的债务，而随后结束时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把头放在什么地方，但我们要敲圣体柜的门，如此将有帮助。妳也依靠天主吧。」
你们要到空旷的地方来
在一九六0年夏季戴格兰修女到强恰诺，为了疗养，也为加强祈祷，如同对修女们有利的「工作」：「这里我有时间祈祷，一天我祈祷三王四小时。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也该为全修会祈祷。」该年，她减少对义国以外会院的视察。在八月，她去大不列颠，看孝女会在兰格利的新会院，并在九月，视察马德里的修女们。
会祖也关心祈祷和默想，主张由整体化的观念来做起。他觉得一个新的和宝贵的时刻已经来到——大公会议为圣教会、为保禄会士们在各大洲的发展必须停顿一段时间，为使会士们用祈祷来充电，反省个人及全体的路线。因此规定每两年有一个月的神修操练，为常效法耶稣命令宗徒们从乡间宣讲回来所做的：「你们来，私下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谷六31)
一九六0年四月，这些退省神功在阿利加的保禄会「天上导师」会院举行，出静后去觐见教宗，这是圣保禄会第一次「全体」出现在新教宗前。教宗邀请他们为大公会议目标和为教宗的任务祈祷：大公会议的工作目标是为使基督徒趋向合一。随后教宗继续说：「圣保禄会的工作……是从事于尊重天主十诫中的第八诫，这第八诫受到很多的损害。你们看欺骗如何地破坏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基础——诚实。在全世界，一切在背弃真理中瓦解……」为修女们也规定二十天的特殊退省神功；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雅培理召集了最早入会的修女或有行政任务和从事教育的修女。而戴格兰修女这时正完全专注于「在旷野的地方」，完成全部奉献的行为：五月十五日，天主圣三节，她奉献了本人的生命，为圣保禄孝女们的成圣；也就是接受死亡，甚至立即的死亡，因为牺牲就是为了这个目标。的确，她愿使修女们成为有成果的女使徒、出版家、写作家和大众传播的专家，这些都很适合现代的需求，但须按会宪的指示；以上那些成就都是次要的，真正第一重要的是成圣。戴格兰修女在她一生中，把教育自己的妇女能做大事的责任定为第一要务。她多么爱她的修会家族，她不会忘记修会是一个成圣的方法，是一个严厉隶属于这目标的方法，她在默想的日记中警告自己：「不应把修会放在天主之上，完美是在于承行天主的旨意。」
非洲和东方的吸引力
戴格兰修女在很多旅行之后，她还没有到过非洲，保禄孝女会就已在非洲生根。一九五八年六月，巴西良·比央格修女和若瑟·巴娜乐修女到达了当时还叫比属刚果的地方，首先在首都利奥彼得维，现在叫金夏沙建立会院。次年她们在加丹加的首府伊利莎白维镇，现在叫卢本巴希，戴格兰的视察正好遇到这个悲惨又流血的时刻：摩西·勤白决定脱离富庶的加丹加，成立新政府（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起先是衰落，一年后，宣布独立)；在二月总理卢蒙巴被刺身亡，又在七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绍因空难而丧生，当时他正设法到勤白谈判停战。
因此戴格兰修女，只能视察首都的保禄会孝女们，而不能到加丹加的修女那里，因在途中有残酷的游击战。这保禄会的小团体，不论情势如何，仍留守自己的岗位。戴格兰在一封传阅信件中谈到她们：「非洲的姊妹们问候大家!她们精神愉快并做很多好事。非洲真的表现出特殊的吸引力，各处可见到很多人渴望天主的圣言，我们用祈祷和每天的小克己帮助他们。看见那么多穷苦的人，而联想到我们自己，虽然发了神贫愿，却仍旧生活在富裕中，应该感到惭愧。」
这次她决定到东方做新的视察。有保禄孝女会修女的帮助，相信可以抵抗一路上的困难，并有一位修女做秘书，以减轻她写信的辛劳。她的旅程基本上还是经常走的几个重要站：印度、菲律宾、日本、澳洲等地；另外还到达两个地方：就是南韩和福尔摩莎（台湾)。她在一九六二年一兀月二十四日启程，五月十九日回到罗马，并且这次，由一地飞往另一地，中间逗留时问较长，为使她不致太劳累。她从孟买写信说：「我身体很好，妳们放心吧。」她如常地去看、观察和研究当地的人民。她说东方不只有自然风景，而且有充满生气的面容、明亮的眼睛和宝贵的人灵。「在这广大的印度，她感到很渺小，就像一粒尘沙。」
在菲律宾，开始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她含泪看完保禄孝女会修女们给她寄来的信：「……我觉得这里的气候使我疲倦无力。」实际上她病倒了，于是唐士坦莎·碧南黛修女火速由义国赶来，守着她充当护士和秘书，但旅程仍继续。大概戴格兰修女感觉到她是最后一次周游这些国家，于是像圣保禄宗徒一样，向姊妹们说出她有重病，并觉得这是微不足道的。
并且同阿尔巴卡斯塔尼笃的家人——弟兄们、表姊妹们、侄子们在短暂探望时，她会把自己的每件重大事业改变成很亲切的小事；另一方面，她的家庭对于她也有坚定持久而朴实的情感。在家中，人们都喜欢她，但在她一生中没有一次彼此说出来。
当她去阿尔巴时，有时也探望自己的家人，但从未把它看成是特别的事。就如她的弟弟柯斯坦·良神父所说的：「为我们弟弟，她是德兰姐姐：为侄子们，她是『大的德兰』（在毕耶蒙特方言中，是指姑妈)，对她没有格外尊重的看法，她有时带来一些孩子们很喜爱的糖果或玩具。我们大略知道她旅行中的一些事情和她经过各会院的活动，但她本人在家中暂停时，并没有什么忧虑的表现。她同小侄子们相处的很融洽，他们把他们的小事情托付给她，好像她闲着无事可做一样。」她有时做不速之客：「我经过这里，顺便来问候你们。」问她是否去过很远的地方，她比方回答说：「我从日本回来，旅途很愉快。」如此而已；她「总会长」的地位直接不用，而恢复戴格兰姑妈的身分，并专心为卡斯塔尼笃的事情和人服务。「为我们这些做弟弟的，特别在她身上看出来的就是她常有无忧无虑的安宁、单纯和开朗，我们从没见她烦恼和悲伤。」
五月末，结束了在东方的长途旅行之后，她去见在阿利加为退省而聚集的同会姊妹们，她们与她并肩而坐，亲密地交谈，如同在家中的亲人一样：她也说出所办的事及所遭遇的实际情况。比方，飞机在孟买因故障而停飞，又没有空气调节，当时「如同在火炉里」，而圣保禄会的孝女们对于这种遭遇仿佛无动于衷。戴格兰修女告知所有的听众：「我想，她们心中充满了天主的爱，因为几时我们心中有天主的热爱，虽然热，好似不再觉得外面的热。」
在菲律宾可喜的成功就是举办「福音曰」，在这特殊的民族中有很多圣召，已经能供应第一批保禄会孝女到别的国家去传教。但是在日本：「在宣传的那一天，只有一、二个天主教徒。」其它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必须看他们如何心甘情愿地接受福音和其它的书籍……」奇妙的是当这些「远方的人们」同耶稣第一次接触的时刻，比方：当时他们打开了福音，首次听到朗诵真福八端……戴格兰修女继续激动地记录下这些事实。她像圣保禄宗徒一样，也同样有幸福的合作者，他们惊讶地发现有关的奇迹——在会堂内、外，在大街和广场，在希腊人、希里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当中——传报死而复活的纳匝肋人耶稣的喜讯。戴格兰并非生来就是「信德的贮藏所」，这种说法表示只是很用心地保存珍宝，并锁起来，但是真正的保存是使「外教人」听天主的圣言，否则就是埋在地下的塔冷通（元宝)。（玛廿五15)
戴格兰，卡斯塔尼笃的女裁缝师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方人群中，深深地感到圣教会的使徒事业问题，就如十年后，一位卓越的神学家迪亚尼施所发表的：
「这里所讨论的不只是经由一个收集宗徒们所见到和所证实而写的文件，来保证关于给基督做证的真实性。同宗徒们的往来记述是一个做法的大纲，它指圣教会在其所有的时刻中的事业……所以圣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也表示其本质是向未来发展，因为该保存的讯息不只包括已发生的事实报导，而且也包括宣扬将要来的一些事。在『从宗徒传下来的』结构中，圣教会生活在有特色的发展中，能使古老的事故再生活在新时代中。假如圣教会只以未来的名义，忘掉同其过去的对比，就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同样，假如圣教会，以其过去的名义，不能在各时代中具体的实现讯息，也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公布这讯息，那也就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共融的奥迹)199。)。
戴格兰修女之后又向保禄会修女们描述在台湾视察的情形，保禄会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这里服务（这里也是被邀请来的)，最初有多娜塔修女、菲律宾籍的朱思棠修女、裘安娜修女及李慕德修女。在南韩，有欧拉丽雅修女、丽迪雅修女，和两位日本籍的圣保禄会修女在一九六0年到达。戴格兰师傅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庭，我们都是圣保禄的修女，我们属于全世界。」主教也对她说:「妳们是全世界的修女，真正属于全世界……」
在台湾还没有实现大的工作，修女们正在努力地学中文。而在韩国：「啊，可怜的韩国!人民穷困，但他们精神上富庶。」他们刚脱离战争的蹂躏，这场战争使一百万平民死亡，数百万逃亡而无家可归，但他们并不怨天尤人，工作很积极，虽然真正的工业革命要等到几年后。还有，这里的教友为数很少，但是有一段无比英勇的历史。这里的天主教在十八世纪，由一位教友传入，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团体，虽然没有神父，却也曾兴旺一时，几千名信徒几乎度着隐秘的生活。一位中国神父在一七九四年来到朝鲜半岛，但马上被杀害；在那段时期，高丽曾是中国的亲密藩属，遭到绝对封锁，不受外在的影响。三十年后，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想秘密地去高丽的教会工作，不幸略经满洲，暴毙途中。最后，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成功地到达：但三年之后，同很多的信友一起殉道；然而，韩国的教会仍继续生存。
戴格兰叙述韩国的教友时说：「我们去过汉城的一个教堂。本堂神父独自一人，很像雅尔斯本堂神父。他主曰举行三台弥撒，讲三次道理，还指导其它善会……必须看他们的精神和虔诚……他们的表现有如教会初兴时期的基督徒。怀有这种信仰的教友，自然产生不少圣召。」
大公会议的幕后
罗马，一九六二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圣伯铎广场和四周，有穿着无袖袈裟的东方大僧，有穿紫色道袍的主教，有穿红色和金色道袍的枢机主教：以肤色来分，有白的、褐的、黑的、黄的；还有银白色胡子和黑色胡子的主教，场面如火如茶。这些宗徒的继承人，全是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召集，来参与大公会议，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各有很不同的背景：恩利格·玻莱·达内尔是西维利亚的枢机主教，他的教区在一千三百年前已成为基督徒的灯塔；但有一位非洲主教多次赤足在他新而广大的教区中行走。纽约的枢机主教方济·史培尔曼掌管一百五十万天主教徒，有九位辅理主教协助；而甘地亚的主教乔治·色诺布罗斯只有三位神父和三百二十位教友，他口头训导即可，不必写牧函。有一位非洲撒哈拉的主教以行乞为生：也有在小教区中的极贫穷的义国主教们，还有来自各大洲的其它贫穷的主教们。
许多主教认识保禄会修女而来访问总会院并问候戴格兰修女。她用温和而专注的目光不停地观望这些主教，除了本会修女向她报告的那些事以外，她本人也了解很多事。这些主教中很多人只有一双鞋，有些人在十月受风寒而感冒，他们出奇地有先见之明，为保持尊严而隐藏他们的贫穷情形，而拒绝邀请的人。他们自问，如果大公会议延长很久，该怎么办?
在大公会议高级神长方面，还有很多位主教出奇的贫穷而鲜为人知。戴格兰现在毅然决定像母亲般照顾他们，就如照顾困难中的保禄会士一样。纳匝来娜·莫兰多修女说：「当这些主教（特别是来自传教区的，和来自所谓开发中国家的主教)来到时，总会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负责他们有冬季该穿的衣服。当然很多位主教没有毛织品的衣服，因为他们来自热带地区……」
戴格兰修女从保禄会修女们开始组织援助工作，她们奉献出她们的新毛衣。随后扩展到会院外的收集工作，向家庭和制衣公司要求捐献。她本人没有出面，而直接或经由修女们探视这些主教的衣柜，从内衣到鞋子，从短白衣到外衣。这当然揭开了柜内不可思议的事，发现为了廉耻而隐藏的贫穷，有时是英勇的廉耻。如此可以将所有的援助分类，像在大战时做的一样：有时干脆放一点儿钱在手里，说：「蒙席，请喝杯咖啡，请乘电车用……」
纳匝来娜修女还说：「戴格兰照顾主教们无微不至：每星期两位修女开着汽车，到各穷主教们所住的「宿舍」或「旅馆」，收集他们各人的衣服，洗好，熨好，规规矩矩地放回原处……在大公会议期间，每一个星期都这样做。很多位主教，回到本地以后，去见我们的修女，表示谢意并述说总会长的殷勤款待!对贫穷主教的照顾一直延续到大公会议结束，在戴格兰去世之后，继续实行同样的爱德，因为这是她教我们的。」
一九六二年，大公会议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人们陶醉在愉快的精神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谈到「再寻求」基督徒的合一；但为许多人，合一已为期不远，并且轻而易举，不必付出很大代价。
戴格兰看清时局，她不以为「合一」会很快实现。她的现实主义提示她在这年圣诞节写一封充满信心的传阅信件，但信中不乏很严肃的警告，而无柔情的蜜语。她指出一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四处流行，修女们也容易由于工作种类不同而受到诱惑，结果就是把修会本有的视为个人私有的，这一切均导源于彼此不相爱。而有关基督徒的合一，她认为：「但是我们该实现的，首先是我们之间的合一：互相友爱、互相怜悯、宽恕……」因为：「我担心一个错误和有害的倾向正在渗入，就是有人在生活中，精神不完全与修会结合，而更关怀自己的利益超过修会的利益……我很难过地听到有人说：『她们』、『我们』，分的很清楚。我们都是『我们』，我们大家应该『一心一德。」她又加上说，必须「慷慨地和完全地」接受修会的指示和命令。并且她对于不久的将来感到挂虑，她劝勉说：「我们也要定这个志向，求得所有的人衷心接受大公会议的决定。」
在交谈中，讲些危险的事故，同时传播引入学习的报导，在每一会院中，在每一时刻都可能发生。比方说，那位会长在没得到准许之前，就没有花六千里耳换眼镜……．保禄孝女会修女们在全世界所完成的奇异牺牲，而无人知晓……就是为了这些，她希望该记录、该发表——有些事该使人知道。有几位修女在一九六三年，将满宣发圣愿二十五周年，不该公开地庆祝她们吗?于是一九六三年元月十曰她写信说：「该感谢天主赏赐给每一位修女这么多恩惠：修会对于这些所做的好工作、树立的圣德芳表、这些年的辛劳，也表示感恩。」
但对于在非洲加丹加和卢本巴希地方的保禄会修女们该说什么呢?她们正处于游击战的中心地区，不能再与首都金夏沙的修女们取得联系。一切宣传的方式被中断，最后战争也破坏了她们的会院，强迫她们到各处避难：首先投奔到千达的仁爱会修女那里，而后由矿业联合会安排一个住处。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师傅一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鼓励她们。她们停留在那里，在局势正常化以后，开了一间书局，很快地成为城中最受重视和人们常去的地方。
为此戴格兰修女，觉得身体较好一些，简单地谢绝一切劝她慎重考虑的话，而决定前往刚果。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启程，十七日回来，这是她最末一次到国外旅行。她曾见过苏沙地方的不幸遭遇和小印刷厂的火灾、大战时在总会院附近的轰炸、在中国的战争、在菲律宾的苦难和在阿根廷的攻击……她曾鼓励过那些地方受困的修女们，现在她也该去非洲的修女那里，在城中、在书局中，拥抱她们。这是她最后一次的视察，但是她并没有离别的忧伤；在这里她是领袖，她要同自己勇敢的人民一起高兴。她颁发「奖章」：就是保证免费寄去她们书局所需要的一切书籍，为补充在战争期间所损毁的那些书。
艾莲娜·拉蒙黛蒂修女回忆说：「戴格兰在最后的一段时日中，对我们特别表现出她的慈母心肠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伟大的牺牲精神，尤其表现在服从会规和普通行为方面。虽然她觉得疲倦，也有许多事要做，但她仍愿同修女们在一起：在散心时，停留在那里，为见到所有的修女，并同她们交谈；不论是在罗马的总会院内、在视察时、或在遥远的会院中，都是如此。
心灵日记
现在戴格兰修女不再外出视察，她活动的范围限于总会院内。当她更缓慢地与各地通讯时，每天她继续在自己的日记上做综合的神修记录。她的思想渐渐脱离总会长的问题，而成为圣保禄孝女会的戴格兰·梅而珞的心灵日记：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日：「生活在圣宠之下和圣神的感化之下，是祂在我灵魂内工作。同祂我们有圣父和圣予，总不可厌弃圣化我们的圣神。」
六月三日：「同天主结合的生活，如圣保禄所说：『我的生活是基督』做一切是为祂。在祂内，同祂一起爱人灵、做善事，并愿所有的人得救。常有谦逊、忍耐和信德。圣玛利亚，请帮助我!」
六月三日「星期一的晚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驾崩。这件大事特别强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昨天十九点四十九分敬宗驾崩。常准备接受天主的召唤。做一切事为悦乐天主和圣母玛利亚。同所有的人友好：安息……」
六月五日：「常把永恒放在眼前。今生是准备去天堂，做一切也只为天主，为中悦祂。吁，玛利亚，我依恃妳。」
六月六日：「敬宗若望一一十三世葬礼。爱，实践谦德，克制自我。遵守圣愿，神贫、服从、殷勤。一切向永恒看。吁，圣玛利亚，我依恃妳。」
六月十六日：「全心依靠耶稣，祂要救我，祂曾为我死，为我打开天堂的门。自从召叫我进修会，就爱了我。我的耶稣，我依靠祢。」
六月十六日同一天，戴格兰修女写完这记录后，突然得了脑部痉挛症。这病延长了八个月，直到把她带入坟墓。
次日，六月十七日，戴格兰修女只写了两句话：「懂的不多——生病了」。六月二十日：「一样」。六月二十一日：「比较好」。
六月二十六日：「我做悦乐天主的事，我对祂很有信心。」
往后的黑夜里都很正常，直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她用以下这些话结束：「天主，我愿在一切事上，常常地承行祢的旨意，并在一切事上常常地服从。我的护守天使，请帮助我。」
写了八千封信以后
戴格兰第一次患病的那天是六月十六日，正值主日。在圣伯铎广场是一个没有三钟经的罗马主日，因为是教宗空缺的时间（选举新教宗保禄六世曼地尼是在五天以后，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戴格兰修女在这一天有两件事要做：早上，接见非洲阿利加保禄会的一群初学修女；下午晚祷后，在她所住的「宗徒之后」疗养院内召开阿尔巴的会议。
虽然看得出来她越来越困难，但还是能把一切做好。在早晨，胃痛，觉得虚弱；在下午，忽然感到说话困难，有一段时间没有反应，晚上也是一样，没吃晚饭，就提前上床休息。她曾企图说话，但只能重复说：「是……是……可怜的人……如果不能，忍耐……」以后突然间想呕吐，医生赶来，诊断是脑部痉挛，有血栓形成的危险。她失去了知觉，于是马上请来驻院司铎加禄·德高耐神父施行圣事，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德高耐神父回忆说：「在总议会的各位会长和副总会长依纳爵·芭拉修女面前，给她行病人傅油礼、宗座降福及临终大赦，我们并一起为她念善终经。」
到了隔天早晨，她呼吸安定而正常；又过了数小时，她自己醒过来，已能说话，并问护士小姐说：「妳在这里做什么?」她叫这位护士「马多达」，在她小时候的毕耶蒙特方言中，是指「女孩子」。她还没有与世长辞，在离开现世和修会之前，先要让戴格兰修女用八个月的时间，总结她一生中所讲授的教材：谦逊、服从、忍耐、勇敢。戴格兰四十一年来，自一九二二年七月的某一天，当时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的厨房炊具中宣布任命她为一个还刚诞生团体的会长，她每天学习一些事，直到她给其它总会长们提供建议、给神父们增加勇气、教育别人。
每天学习一些事，每天有一些成就，如此历经四十一年之久。但是在一九六三年七月的第三主日以后，她的工作颠倒过来：每天有一些机能消失：行动非常困难，不能说话，也不能再写字，体力持续衰退。对许多人来说，就要辗转在失望之中：为她却不是这样，在她突然生病以后，她的新任务是要常常接受天主圣意，甚至在最后的几句话中，用一个永不反悔的「是」证明出来。她亲手能写出：「天主，我愿在一切事上，常常承行祢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说戴格兰·梅而珞的「殒落和结束」，而是她要学的最后一堂课，诚如曾在她最末一段路程中陪伴她的德高耐神父指出由她所完成的任务。他说：「在她患病的八个月中，她是一位有基督化望德的修女，对天主和对近人也是信德和爱德的修女。」
现在她该慢慢放弃以前的工作，把任务交付和转移给别人……或许就是评量她自己付出多少辛劳的时候。比如，她写的信超过八千封，因为她不断与教会的中央机构做联系、要求和回答，也有时与各修会首长往来，与各大洲的主教们通信，最初有一段时间是请求他们接纳圣保禄会修女，阻止他们不要把她们驱逐；而后来，甚至到现在，却要说不能派遣别的修女，因为各地要求太多的修女去工作。现在主教们的这些坚决邀请，正应验了会祖雅培理曾说过的。
有些主教特地来找戴格兰要求修女去服务。她述说一九六0年有一位非洲（科特迪瓦)的主教来到会客室，他愿意在建筑主教座堂以前，先邀请修女去开设一间天主教书局。戴格兰修女不能给他派去修女，而这位主教说：「我们是在非洲，请想一想是在非洲!……」戴格兰继续说：「他几乎下跪，真可怜。他身体不适，在发烧，他仍然要求修女去工作，这情况令人感动。」
还有其它很多事重重压在这位总会长肩上——她要负责二十四个不同国家的修女院，与各主教、各国首都的教廷大使和民政当局，通讯、接触、谈判和会晤：还有各处创业的经济问题：在全世界购买土地、设计蓝图、建筑房舍。在许多国家中指挥，经过数十年，付出很大的辛劳而获得荣誉与繁荣；但对圣保禄孝女会的总会长来说，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份，而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也最值得提起的是她的「人际关系」：她与每位修女、每位会长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交谈，演说、通讯、传阅信件和传单；总之，用一切对伟大教育有益的工具，就如她常说的「使她们成圣」。
在她繁重的工作中，也有很好的协助，因为她会选择品性优良的合作者。但是这个「指导人」的选择条件，是在戴格兰会院中从「吾灵赞颂主」中所提及的第一个圣德（谦卑)开始，而不是依据行政的哲学。她从自己的谦德开始，这圣德推动她寻找别人的帮肋，甚至寻找别人来改正自己：「请妳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谢谢妳们使我懂得了」，「请原谅我，我做事粗鲁，我不够细致……」
比如说，戴格兰就是这样向德兰·辣芭露修女请求原谅，她们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就在阿尔巴相识，一起参加基艾沙神父的要理班。辣芭露曾领导一部份雅培理神父在阿尔巴所召集的女孩子，当时另一部份女孩子在苏沙和安杰拉·鲍菲及德兰·梅而珞一起，以后辣芭露成为主徒会的领袖和多种团体的会长。现在她在「宗徒之后」疗养院作客，这医院正在扩建中。一九六三年元月，她们在阿尔巴相遇，戴格兰要求辣芭露让她知道圣保禄孝女会年轻修女的开始情形：「在晚饭后……妳要述说最初时期的历史，和一切妳所记忆关于会祖的事。」随后她也感觉到戴格兰「像个小女孩」。
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戴格兰在疗养院中的情形，当时，在戴格兰患病八天以后，渐渐又可以摄取饮食、下床走动，也可以在椅子上坐些时候。除了六月十六曰晚上的敷小时外，头脑完全清醒。局部治疗渐有起色，她也可以安排一整天的行事，分别做治疗、检查、休息和做神修功课。对她来说，能自己走动真是一大胜利：到小教堂去朝拜圣体，在阳台上做默想。又过了数日后，可以做大约一个小时的散步，到罗马总会院，也到其它附近地方，并会晤修女和初学修女。
新教宗莅临疗养院
八月二十二日有件意外惊喜的大事：教宗从冈道尔夫来访问疗养院。这是教宗当选后，最先的访问之一，也是对圣保禄会的第一次访问：教宗愿意尊重病痛，和尊重治疗病痛的设备。教宗站立在大约两百位住院的修女当中，她们属于各种不同的修女会。教宗在教堂举行弥撒，他的证道词是一篇深深打动人心的演说。教宗首先向设立这疗养院的人致意：「会祖雅培理在这里，还有圣保禄孝女会的会长也在这里……」（戴格兰也在现场，她看起来不像住院的病人，有相片为证：可看见她站着，穿着会衣，在教宗旁)。随后教宗谈到奉献己身的修女们，在某一观点下，人们看见她们的奉献因患病而中断，她们听到关心人的鼓励言词，证实很多这些好话却无济于事：有的病人在想：「我住在这里，我该做的事什么也不能再做了……」教宗继续说：「病痛甚至在这样的好医院中，也显露出令人恐惧的外表。用世俗的看法来说……是在矛盾中，而病痛把这些矛盾放置在我们生命的一切希望中……就是这致命伤，就是这病痛打击和损害生命，但是这生命可以自我扩展、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
戴格兰修女从这位比她小几岁的教宗训话中，更加确定她的情况，和她在神修日记上所表达的思想。教宗保禄六世向所有生病的人说：「妳们要了解这个奉献，也了解这个已成为无用的生命所有的奉献方式，这些都定很珍贵的……有一句话常使我念念不忘，那就是圣奥斯定所说的，我以为是这位伟大天才教父给我们留下的名言中，最光耀的一句。他以同情的心，向那些不认识福音的智慧，也不知道病痛的升华及其价值的人们，说出这句话：『你们失去了病痛的意义，你们成为最可怜的人。』假如我们真的失去了这意义，人类的辛劳、痛苦、眼泪、忧虑及死、还有什么价值?我们算是什么?只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又如何辩驳悲观主义呢?……」
在戴格兰修女的心中，回想起家人的话以及很早以前和最近人们的话。在教宗的证道词中有会祖的一些思想，有卡斯塔尼笃堂区主任毕斯笃内神父和议事司铎基艾沙的教诲；还有最初的要理讲授人父亲安德肋和母亲文生萨的教导，使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这些理论互相谐调一致；万民四末的道理、天主圣意预定我们要到达的永恒决胜地点……而现在保禄六世这样扼要地重复说：「在福音的光照下，痛苦获得一个意义，对于这我有一个想法，有这种调适：如果病痛获得重视，如果病痛有些价值，那未病痛就不是耗费精力，不是浪费时间，不是白流眼泪，也不是徒劳无益的牺牲。」
当教宗正谈到爱的意向使痛苦有价值时，他本人好像特意转身向戴格兰。保禄六世说：「……人体无所做为的这一段时间，能够成为更珍贵的时间，或许比实践的那段时间更珍贵，因为妳们曾想把妳们的精力奉献出来去实行，使妳们每天的时间有价值。」
数小时后，戴格兰在她的神修日记中做了这些注释：「八月二十二日，圣母无玷圣心庆节，教宗在阿尔巴诺的教堂举行弥撒。向圣母玛利亚要求她的谦德，要求圣母对耶稣及对圣教会的爱。」
在有关戴格兰患病和死亡的记载中，记述她专心注意医院新建筑的工程进度和建大教堂的工作：「一天傍晚，正当黄昏时刻，她到正在建筑中的医院分科部门的平台上说：『我们去洒一些圣水吧。』说完，就同康斯坦丁修女和两位修女开始洒圣水。当康斯坦丁修女洒圣水时，她就开始唱『主，你以此圣水洒在我身……．』而且继续唱到完。她那从宁静平台上发出的微弱声音一定可以穿透九霄上达天庭，当时的情形常铭刻在我们心中。」最末几个月的记载是这样的。
她感到服务保禄会也是这样，用那不绝如缕的歌声，在拉齐奥丘陵上的黄昏时刻继续歌唱。不能分别职务的高低，因为保禄会的使徒事业，都是珍贵的。她说这话，她也把这句话在一生之中，向世世代代的保禄会修女们重提。在这些日子里，很容易想到最初的时期，或许她想起有一天曾听到这样的话，只要是用心意做了的，任何工作都有成效……是的，的确，神学家雅培理和议事司铎基艾沙对这些事曾说过很多次，但在戴格兰的记忆中，这些话回想起来，或许同一个奇妙而又恐怖的回忆连结在一起。是的，阿尔臣局乃留的克莱丽雅·贾丽雅诺，这个勇敢而又婉约的女孩在一九一八年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当时德兰·梅而珞和别的人在她床旁，一起诵念玫瑰经第五端荣福奥迹。贾丽雅诺的最后几句话是一个许诺：假如她能活下去，她要全力献身于印刷品的使徒事业，而甚至担任最低下的职务——在厨房烧饭或做清洁工。现在戴格兰修女也在痛苦中，同贾噩推诺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