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院及其它大学学院

    身为克拉科夫的主教，我觉得应该保护亚格罗尼亚大学神学院。我认为那是我的责任。无神党当局强调神学院已经转到华沙去了。他们的说法是，一九五三年已在波兰首都成立天主教神学研究院，受政府管辖。还好，后来成立了一所独立的宗座神学院，接着又成立了宗座神学研究院，所以是教会赢了整场争执。

    在这场争执中，自始至终支持我的是一个信念，我相信，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学术研究，是国家的无价珍宝。我与无神党当局磋商时争取的是神学研究，因为神学研究的存活已受到威胁。不过我也从未忘记学术研究的其它领域，包括那些看似与神学最不相千的领域。

    说到其它的学术领域，我接触最多的就是物理学家。在我与物理学家们的多次会面中，举例来说，我们会谈到宇宙学的最新发现。这是一门很吸引入的学科，对我来说，它证实了圣保禄所说，对天主的某种认识，可透过对天主所造万物的认识而得到（参看罗一20—30〕。在克拉科夫与科学家的会面，今天仍然持续着；我们不定期地在罗马或在冈道夫堡夏宫见面。这都多亏了哲西·雅尼克教授的努力。

    我一直挂记着要给科学家适当的牧灵关怀。有一段时间，克拉科夫科学家的辅导神父是由史丹尼斯劳·拿吉教授担任。我最近任命他为枢机主教，部分原因也是为表示我对波兰科学界的重视。

主教与文化界

    大家都知道，并非所有主教都对与学者交谈特别感到兴趣。许多主教是以牧灵责任为优先——这是指最广义的牧灵责任，至于与科学人士的关系，不是他们最优先的考虑。不过在我看来，神职人员、神父和主教，花点心思亲自与科学界及其领导学人接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身为主教者，不但要关心自己的天主教学术机构，也应该与整个大学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借着阅读、与他人会面、讨论，了解他们的活动。当然，主教不是受召成为一名学者，而是做一位牧者。然而身为牧者，也不应该不关心这一部分的羊群，因为他的任务是提醒学者：他们的责任是为真理服务，以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在克拉科夫时，我也尽量与哲学家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些哲学家有罗曼·英高登、瓦迪斯瓦夫·史哲捷斯基、安得·波塔欧斯基，以及几位哲学家神父：卡吉弥尔兹·克劳萨卡、若瑟·提斯奈、若瑟·吉钦斯基。我个人的哲学观，可以说是游移于两个极端之间：即亚里士多德系统的圣多玛斯士林哲学和现象学。我对艾弟德·史坦因的思想特别感到兴趣。从她的一生以及她的哲学思想来看，她都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艾弟德·史坦因出生于波兰候克劳的一个犹太家庭，她找到了基督、接受洗礼，又加入加尔默罗圣衣会，成为修女。她在荷兰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又被纳粹党送进奥许维兹集中营。她死于毒气室，遗体在火葬场焚化。她曾受教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也曾与波兰哲学家罗曼·英高登共事。我有幸在德国科隆将她列为真福及在罗马为她列圣品。我也宣布艾弟德·史坦因，即十字架祝福的德兰修女，与瑞典的圣毕哲以及圣加大利纳·西恩那三位圣女同为欧洲的主保圣人；与另外三位男性主保圣人：圣西略、圣梅道及圣本笃并列。

    我对艾弟德的哲学很感兴趣；我研读她的作品，尤其是《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她不凡的一生，以及她与我们这个时代好几百万无助受害者交织在一起的悲惨命运。艾弟德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门生、一位热切追求真理的人、一位与世隔绝的修女、希特勒政权下的牺牲者；她的一生，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的故事」。

书本与研究

    我发现，压在主教肩头上的责任非常沉重，而且我知道很难找出时间来做每一件事。但是这经验也教导我，一名主教亟需有收敛心神及读书的时间。他必须要有深度的神学素养，不断跟上时代，对思想及文化也要有广泛的兴趣。这些都是思想家所分享的宝藏。因此我想谈谈做为一名主教，阅读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该读什么书?常常是个令我为难的问题。我一直想挑选最重要的书来读。出版品实在太多了，但不是每一本都有用，都值得阅读。因此知道如何选择，并请教他人，是很重要的。

    我从小就爱看书。是父亲带领我进入阅读世界。他会坐在我身旁念书给我听，例如念显克维奇和其它波兰作家的作品。母亲去世之后，我与父亲相依为命。他不断鼓励我阅读好的文学作品，也从未阻止我对戏剧的兴趣。但是由于战争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变化，使我一心只想到学院教育所带来的前景。当我告诉米奇斯瓦夫·考特拉尔兹科，我决定做一名神父时，他说：「你怎么啦?难道你想糟塌你的天分?」只有萨皮阿枢机毫不怀疑我的决定。

    我成为大学生后，读了许多作家的作品。首先我念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我读过莎士比亚、莫里哀、波兰诗人诺威德、维斯比安斯基，当然还有亚历山大·弗多等人的作品。不过我最喜爱的还是表演、登台演出，我常常想知道我究竟喜欢扮演什么角色。考特拉尔兹科和我会互相指派角色，然后想知道谁能把某一特定角色发挥得最好，我们以此自娱。这些都已是陈年往事了。后来有人对我说：「你有演戏的天分……。如果你留在剧场发展，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教会的礼仪也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奥迹。我十五岁时，受菲格利维兹神父之邀，去瓦维尔主教座堂参加复活节三日庆典。我还记得参加复活节夜间庆典时所感受到的深刻感情。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深刻的灵修经验，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复活节三日敬礼极为动人。

    接下来念的就是哲学和神学作品。因为我是秘密修道的修士，我拿到一本由任教于雷奥的卡济梅尔兹·瓦义斯教授所写的形上学课本手抄本。卡济梅尔兹·克罗萨克神父对我说：「拿去好好读——等你念好了，就来参加考试！」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埋首此书，然后通过了考试。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眼前展开。我开始研读神学书籍。后来在罗马念书时，我对圣多玛斯·亚奎纳的《神学大全》非常感兴趣。

    因此我的知识之旅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从文学转到形上学，第二个阶段则带领我从形上学到现象学。这为我个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下基础。第一个阶段的开始是与纳粹的占领同时，我当时在索尔韦工厂当工人，同时秘密地在神学院念神学。记得我去见院长若望·皮沃瓦尔兹克时，他说：「我会接受你，但即使是你母亲，也不能知道你在这里念书。」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我依然能在课业上有所进步。后来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依纳爵·洛兹斯基神父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带我回到他家，为我的课业打好基础。

    更久以后，洛兹斯基神父建议我以马克斯·谢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做为教授资格审核的论文主题。我撰写论文时，把这本书翻译成波兰文。这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转捩点。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提出论文答辩。论文审查委员是亚历山大·乌索维兹神父、史德范·斯惟佐斯基，以及神学教授瓦迪斯瓦夫·维玄神父。这是亚格罗尼亚大学神学院被无神堂一政权强制关闭前，最后一次授予教授资格。我前面提过，亚格罗尼亚大学的神学院已经被转移至华沙的天主教神学研究院，但是多亏斯惟佐斯基教授的帮忙，我得以于一九五四年秋开始在鲁柏林的天主教大学授课；斯惟佐斯基教授和我成为好友，这友谊持续至今。

    我很喜欢洛兹斯基神父，我称他为「依纳客」，他也同样喜欢我。是他鼓励我参加教授资格甄试，并像指导教授一样辅导我。有几年的时问我们同住一屋檐下、一起用餐。我们的厨师是玛利亚·葛萝玫克。我清楚记得我的房间，是瓦维尔主教座堂参议会所在，地址是典律街十九号。有六年的时间，那里就是我的「家」。之后我搬到二十一号。最后，在教区秘书长米格尔·顾奇高斯基神父办公室的帮忙下，我搬进了主教宅邸，地址是方济会士街三号。

    在我阅读和求学时，我一向尽量使信仰、理智和心三者间能达到一种和谐。这三者并非不相干的领域，却有很深的相互关系，彼此给予生命。我们的感观赞叹「人」的奇迹——人是天主三位一体的肖像、「爱」与「真理」无比深厚的联系、「相互奉献自己因而产生新生命」的奥秘、对人类世代递嬗的思索——这一切，深深影响了我们信仰、理智与心的结合。

儿童与年轻人

    我的回忆中有一个特别的部分，我愿将它献给儿童及年轻人。除了在堂区访问时跟他们见面外，我一直对学生——尤其是大学生——非常关心，部分原因是克拉科夫在传统上是十分活跃的学术研究中心。我与学生见面的机会很多：从演讲、讨论，到小避静和几天的退省。当然，负责这方面牧灵工作的神父，我也会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由于无神党政权已废止所有天主教青年团体，我们必须想办法弥补此一缺憾。这时「天主的仆人」方济·勃拉克尼基神父出现了，而且发起了所谓的「绿洲运动」。我逐渐密切参与此运动，并且尽可能给予支持。我在无神党当局面前为这运动辩护、在财务上支持他们，也理所当然参与他们的活动。暑假期间，我经常去探视这些「绿洲」，也就是绿洲运动为年轻人举办的露营活动。我会对他们讲道，跟他们谈话，一起去登山，围着营火唱歌。我也时常为他们举行户外弥撒。这种种活动就成为一个十分密集的牧灵计划。

    我在二00二年到克拉科夫朝圣时，「绿洲运动」的年轻人为我唱了这首歌：

你曾经走近那海边，

并非寻求富贵饱学之士，

你唯一企盼，要我跟随你。

主，你瞧着我柔情万殷，

带着微笑，将我的名轻唤，

在那海滩，我舍弃我的小船，

跟随你，去寻找另一海洋。

    我告诉他们，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这首「绿洲之歌」将我从故乡波兰带到罗马。在我必须响应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所达成的决定时，这首歌的深远意义给了我支持。我在教宗职务上，自始至终从未忘记这首歌所传达的讯息。更重要的是，不仅在波兰，即使在世界其它国家，我也常常听到这首歌。任何时候只要一听到，就会想起我还是一名主教时，与年轻人的那些聚会。我十分重视这美好的经验，也把这经验带到罗马。在罗马，我也找机会善用这经验，尽可能和年轻人接触。在某种意义上，世界青年曰的活动可视为这经验所结的果实。

    身为一名主教，我还与另外一项青年活动有接触，那就是「圣颂」。「圣颂」是一种宗教音乐及歌曲的庆典，还加上祈祷和反省。这样的集会在波兰各地举行，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我自己也经常参加，帮忙他们筹划并在经费上支持他们。这些集会带给我美好的回忆。我一直很喜欢唱歌，一有机会我就唱，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跟年轻人一起唱歌。我们唱的歌因场合而异：围在营火旁，我们唱民谣及童子军歌；在国家庆节、战争爆发纪念日或华沙抗暴日，我们唱军歌和爱国歌曲。我最喜爱的歌曲是〔卡西诺山上的红罂粟花〕、〔第一军旅〕，还有关于波兰抗暴起义的歌曲。

    礼仪年的循环是决定音乐选取的另一个因素。在圣诞节期间，波兰有许多敬礼主耶稣诞生的歌曲；接近复活节时听到的音乐则与耶稣受难有关。这些古老的波兰圣歌，涵盖了全部的基督宗教神学。它们是一个活的传统的宝库，打动世世代代的人心，也塑造了他们的信仰。在波兰，每年五月和十月月，除了咏唱赞美圣母的歌曲外，我们还唱〔圣母祷文〕及〔圣母小日课〕。这些吟唱至今、十分大众化的赞美诗，是多么的饶富诗意啊——身为主教，我尽量鼓励此一传统；年轻人也特别热心地去维护它。我相信，我们的先祖用这些赞美诗所表达出来的单纯而深刻的信仰，真是我们的宝藏，我们也都因此获益良多。

    二00三年五月十八日，我将吴苏乐·莱多霍夫斯卡修女列圣品，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她出生在奥地利，但在十九世纪末期，全家搬到波兰大瑙教区的黎布尼卡·穆若华那。她也在克拉科夫住过几年。她的姐姐玛利亚·特里萨，人称「非洲之母」，已被列入真福，她们的兄弟瓦迪米尔曾任耶稣会总会长。这几位弟兄姊妹的例子说明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多么有利于培养成圣的渴望，以致于产生非凡的结果！多少事都系于家庭生活！圣人孕育并养育圣人！

    每当我想到像吴苏乐修女这样的教育工作者，直觉上就会想到儿童。我过去在波兰以及现在在罗马做牧灵访问时，一直都设法找时间跟小朋友见面。我不断地鼓励神职人员，在告解亭里要多花时间帮助儿童。培育儿童及青年健全的良知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曾提到在相称的情况下领受圣体的重要性（参阅〔活于感恩祭的教会〕通谕，37号〕。初领圣体之前的和好圣事，正可以为适当的意向做准备。我猜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记得小时候初领和好圣事的情形。

    教宗圣比约十世在任内对初领圣体的规定做了一些修改，这是他对儿童牧灵之爱的动人见证。圣比约十世不但降低初领圣体的年龄（我本人就因此而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初领圣体〕，而且还规定，如果儿童对圣体圣事有足够了解，即使未满七岁也可以初领圣体。此一提早初领圣体的牧灵决策最值得称道。它除了使司铎圣召蓬勃兴旺外，也使儿童的圣德以及对青年人的使徒工作产生丰硕的果实。

    我一向深信，若不祈祷，绝不可能把孩子教养好。身为主教，我常鼓励家庭以及堂区团体培养年幼儿童在个人祈祷中与天主相遇的渴望。也由于这个想法，我在最近写道：「用玫瑰经为子女祈祷，甚至与子女一起念玫瑰经，……对属灵的帮助是不能低估的。」

    教会对儿童的牧灵关怀，在他们进入青少年时期之后还应该持续下去。经常接受和好圣事以及灵修指导，可帮助年轻人分辨生命中的召叫，并在进入成年期后，不致于迷失方向。记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教宗保禄六世与我私下会面时，对我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俩今天必须非常关心年轻学生。我们主教应把牧灵关怀的重点，放在司铎、劳工及学生身上。」我相信保禄六世这话是来自他个人的经验。当洗者若翰·蒙蒂尼在教廷国务院服务时，曾有多年时间，以意大利天主教大学生联盟总辅导员的身分，参与对大学生的牧灵关怀工作。

教理讲授

    天主把一项使命托付给我们，那就是「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参阅玛二十八19—20〕。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最能达成这使命的方法就是透过教理讲授，教理讲授又以福音默想及对世事的了解为基础。我们须要了解四周人的经验和他们用以沟通的语言。这是教会的一项重要工作。牧者必须大量撒种，即使他们的辛苦工作由别人收成。「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领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这正如俗语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若四38—38〕

    我们都很明白，教理讲授不能只讲抽象的概念。当然，抽象的概念是必须的，因为提到超性的实体时，我们无法避免使用哲学的概念。不过，教理讲授是借着信仰的标记与符号，而以「人」及「人与人的接触」为优先。教理讲授永远是讲「爱」与「责任」，由于对我们在人生旅途上遇到的人有爱，因而生出了一份责任感。

    新编《天主教要理》于一九九二年交给我请求批准。这本书的诞生，是因为教会渴望让今天的人更容易理解信仰的语言。本书的「注册标记」是一幅含意十分深远的「善牧」图像，印在《天主教要理》每一版本的封面上。图像取自第三世纪的一个基督徒墓碑，是在罗马图密蒂拉地下墓穴中发现的。这幅图像「使人联想到教理的一些意义：基督善牧以其权威（棍杖〕带领和保护信徒（绵羊〕，用真理和谐的旋律（牧童笛〕吸引他们，并使他们在『生命树』的荫庇下休息。那树就是救赎的十字架，它开启了天堂之门」。这幅图像说明牧人对每一只羊的关怀——这关怀充满着耐心，也因此才能以真正具有人性的方式去接触每一个人。这份关怀也包含了语言特恩，亦即能以所有信友都能了解的语言来说话的特恩。

    有的时候，主教如果能降福为人父母者的孩子，并拨些时间给他们，就会更容易与成人建立关系。这比长篇大论谈论对软弱无助者的尊重，来得更有价值。今天，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谈论信仰、谈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非常需要想象力。它需要有能力去爱、去思考的人，因为想象力要靠「爱」与「思想」来维持，想象力也滋养了我们的思想、点燃起我们的爱。

爱德工作

    牧人的职责之一 ，便是像福音中所说的，关怀「最小的那一位」。在《宗徒大事录》及保禄书信中，我们都读到宗徒募集捐献，供给贫穷、有需要的人。在此我愿一提第四世纪时小亚细亚米赫的主教圣尼古拉的芳表。那时东西方基督徒尚未分裂，东西方教会的传统都表现在对圣尼古拉的敬礼上。事实上，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教会，圣尼古拉都受到同样的尊敬。关于他这个人，虽然有许多传说，但他仍旧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由于他的善良仁慈。儿童们尤其对他十分信赖。

    如果我们能虔心信赖地祈祷，该有多少问题能迎刀而解——小时候我们都期盼圣尼古拉给我们带来礼物。无神党想除去他的圣人形象，所以创造了；「雪花爷爷」来替代。今天在西方国家，尼古拉已成为消费主义环境下的宠儿，着实令人感到遗憾。今天的人似乎已经忘了，圣尼古拉的善良及慷慨，才是衡量他圣德的最主要的标准。因为他对贫困穷苦者的极度关怀，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主教。记得我小时候对圣尼古拉有个人的敬礼。当然，我也像每个小孩子一样，期待他在十二月六日，那天会带给我礼物。但是这期盼也有宗教的幅度。看到这位圣人如此无私地将各种礼物慷慨施予人，展现出他对人的爱的关怀，我与我的同侪一样，都对他产生一种特别崇敬的感觉。

    过去由圣尼古拉所扮演的角色——为「最小的那一位」提供日常所需，在今天的教会中已由「明爱会」这个机构承担。在波兰，无神党政权压制这个组织；战后，明爱会的保护者是萨皮阿枢机。在我继任萨皮阿枢机的职务后，我便试着重振明爱会，并支持他们的活动。克拉科夫圣母升天大殿的总铎费迪南·马凯蒙席在这方面帮助我许多。由于他，我认识了「天主忠仆」汉纳·古扎诺思嘉，我在前面提起过她，她是著名教授依纳爵·古扎诺思基之女。古扎诺思基教授在战争刚爆发时被捕。虽然我从来没有机会与他熟识，但仍清楚地记得他。多亏汉纳·古扎诺思嘉的努力，对病人的使徒工作才能在克拉科夫总教区发展成形。那时在车佐比尼亚举办了许多活动，包括为病人举办的避静。这些都特别有意义，许多人参与，其中更有不少青年志工。

    在我为新千年的开始所写的宗座文告中，我提醒每一个人，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更丰富的资源。「现在是在爱德工作中创新的时候」〔《新千年的开始》，50号〕。说到这里，我怎么可能不提到伟大的「爱德传教士」，加尔各达的特里萨姆姆呢?

    我被选上坐在圣伯多禄之座、几天之后，就与这位身材矮小、人格伟大的仁爱会修女见面。从那次见面以后，她便时常来探望我，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她又成立了新的会院，为最穷困的人提供一个家。阿尔巴尼亚无神党政权垮台后，我得以前往访问。特里萨姆姆也去了。当然，我们都知道阿尔巴尼亚是她的祖国。我在其它场合与她多次见面，每次都能亲眼目睹她又以新的作为，充满热情地献身于照顾穷人中最贫穷的人。特里萨姆姆已在加尔各答去世，我们衷心怀念她，她美好的工作也会由她的众多修女——她精神上的女儿继续下去。

    特里萨姆姆生前已是许多人眼中的圣人，在她过世时，她的圣德已受到举世所公认。感谢天主让我有幸在二00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就是我就任教宗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后几天，将特里萨姆姆列入真福。在典礼上，我说：「特里萨姆姆一生的见证，提醒我们大家，教会传播福音的使命是透过爱德来达成，并以祈祷和聆听天主的圣言来滋养的。这种传教的风格，在真福特里萨的形象中充分展现：她一支手牵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则数着玫瑰经念珠。真福特里萨既默观又行动，既传播福音又尊重人性尊严；她以完全奉献给穷人的一生来宣讲福音，同时也全心沉浸在祈祷中」（二00三年十月十九日〕。

    这便是透过「对近人的爱」来传播福音的奥秘，而这爱又是发自对天主的爱。这就是明爱会的本质，主教的一切言行都应受到这本质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