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祂而得名。」
与平信徒合作
平信徒若能积极地投身于帮助穷人及有需要的人，在工作中为社会注入基督徒精神，并建立足为典范的基督徒家庭，就能在世上达成他们特有的召叫，并且成圣。我想到的不只是公众生活上的领导人，也想到所有能把日常生活转化为祈祷、把基督放在生活中心的人。基督会吸引所有人归向他，并使他们的「饥渴慕义」（参阅玛五6〕得到满足。
这不就是我们在慈善的撒玛黎雅人故事的结尾部分（路十34—35〕所能学到的一课吗?撒玛黎雅人包扎了受害者的伤口后，把他带到客店，请店主照顾他。如果没有店主，这撒玛黎雅人该怎么办呢?事实上，是那位隐藏在幕后的店主做得最多。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以服务的精神来履行我们的责任。每一种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机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医生、教师或商人更是如此，只要他们时时注意他人之所需。但是一般受雇者、工人或劳工，也能找到许多为近人服务的机会————即使他们自己也遇到严重的困难。当我们忠信地履行职责时，已经是在表达我们对个别的人以及对社会的爱。
至于主教这方面，不但受召亲自投入这类的基督徒爱德工作，也要鼓励教区内其他人设计并指导更有创意的工作，使其兴盛发展。但他应该时时提高警觉，务使这工作能在爱德中完成，并忠于基督——「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希十二2〕。我们必须寻找合适的人才，但也应该乐意让所有心怀善意的人士都能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有一席之地。
身为主教，我支持过各种平信徒活动。举例来说，服务家庭的使徒工作、为神职人员及医学院学生办的「神职与医学」学术研讨、为家庭的组织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公教进行会」，在波兰非常活跃，它分成四个小组：成年男性、成年女性、男青年、女青年。现在这组织又重新活跃起来。我同时还是波兰主教团教友使徒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我支持《克拉科夫天主教周刊》，并尽我所能地鼓励参与此刊物的团体。这在当时是极为需要的。出版物的编辑、学者、医生、艺术家都来看我。由于当时正值无神党独裁统治时期，他们有时必须偷偷前来。我们也召开一些会议：主教的住处几乎总是高朋满座、充满生气。圣心修女会的修女则要为大家张罗饮食……。
我也支持各种不同的新组织，我感觉到其中有天主圣神的推动。我到了罗马以后才认识新慕道团，主业会也是一样。我在一九八二年同意主业会成为自治社团。这两个发源于西班牙的教会运动都引起平信徒的热烈投入。西班牙在历史上，经常是天主启发的神恩复兴之源。二00二年十月，我很高兴能将主业会创始人施礼华列品为圣人，他是一位热心积极的神父，也是一位为平信徒服务的现代使徒。
我在克拉科夫担任牧职工作期间，一直觉得在精神上与「普世博爱运动」十分亲近。我敬佩他们丰富的使徒活动，帮助教会更加成为「共融的家庭及学校」。自从我被召坐在圣伯多禄之座以来，经常接见卢嘉勒女士，以及普世博爱运动各分会的代表。从意大利天主教会的生命力中孕育出来的另一个运动，就是路易吉·朱萨尼蒙席所创办的「共融与解放」。
最近几年，我认识了更多教友主动发起的组织。我想到法国的文立光所创办的「方舟」以及「信仰与光明」。当然其它还有许多，无法一一列举。我现在要说，我支持他们，也在祈祷中记得他们。我对他们寄以厚望，更希望世人能透过他们听到、并响应基督的召叫：「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罢！」〔玛二十4〕。我撰写《平信徒》宗座劝谕写到以下这段时，心中就想起他们：「天主的召叫不仅与牧人、神职人员、男女会士有关。此召叫是对每一个人：平信徒也同样个别地为主所召唤，他们代表教会和世界，从上主手中接受了一项使命。」
与修会合作
我与修会团体一向关系良好，而且合作甚欢。克拉科夫教区的男女修会可能比波兰其它任何一个教区都多。许多修会是在克拉科夫成立的，其它还有许多修会则是避难于此地，包括了费理仙修女会，她们是从以前的波兰王国领土上避难来这里的。我想到真福欧纳贺·克兹明斯基，他创立了几个不穿传统会衣的修女会——这是他在告解亭热诚事工的成果。在这方面，克兹明斯基神父的确天赋异禀。费理仙修女会的会祖真福安琪乐·楚哲高思嘉修女生前就在克兹明斯基神父的指导下工作，如今她安息于克拉科夫费理仙女修会的教堂。我应该强调的是，在克拉科夫教区，最大的修会团体都是中世纪时期成立的修会，例如方济会士和道明会士，还有就是十六世纪成立的修会，如耶稣会士以及嘉布遣会士。这些修会都以优秀的听告解神父而著名——不论是为神职人员或为平信徒听告解。（克拉科夫的神父经常请嘉布遣会的神父做他们的告解神师。〕波兰国土遭分割时，许多修会都迁到克拉科夫总教区来：因为当时的波兰王国禁止修会生活，所以他们便跨越边界，进入克拉科夫共和国，在这里他们可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我可以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与修会团体之间的良好关系。那就是我提名遣使会的亚尔班·玛威夏克为主教。他过去是克拉科夫诺瓦威兹区的本堂神父，满怀热忱又积极服务。是我推荐他及史丹尼斯劳·司莫朗斯基神父为主教候选人，两位都经我祝圣为主教。
这些修会团体从来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困扰，我与所有修会的关系都很好。在我的主教使命上，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又想到默观修会中所蕴藏的巨大精神能量。克拉科夫有两座圣母圣衣隐修院，一个在哥白尼街，另一个在韦布周斯卡街。另外在史塔尼亚特奇还有贫穷佳兰隐修会、道明会、往见会及本笃会修女。这些修女的会院是祈祷，补赎及教理讲授的中心，非常重要。记得我有一次向这些隐修院的修女说：「愿修院的栅栏使你们与世界相连，而不是与世界隔离。请用祈祷的『斗篷』拥抱全世界！」我深信世界各地这些可敬爱的修女，时时都能意识到她们是为世界而存在，因而从未间歇地透过自我奉献、静默，以及热切的祈祷来服务普世教会。
每位主教都能在她们身上得到相当大的支持。我自己便有过多次体验，每当我面临困难时，就会请求几座默观修会以祈祷来支持我。我感受到她们代祷的力量，也感谢这些修女聚在她们祈祷的「晚餐厅」内祈祷，帮助我克服那些以人的观点来看，已无药可救的困境。
吴苏乐会的修女在克拉科夫主持一所住宿学校，会长安琪乐·古尔必兹姆姆在学生避静时，总是邀我去与学生见面。我时常去拜访位于雅哲朱若卡的灰衣吴苏乐修女（在萨柯波纳区〕，每年都受到她们热忱的接待。后来每年新年除夕，我都在克拉科夫与方济会士一起举行午夜弥撒，到了早上，我会待在萨柯波纳的吴苏乐修女会，在那边滑雪（通常那时已有足够的积雪〕，这已成为一项惯例。通常我会在修女院待到一月六日，下午离开，以便来得及在克拉科夫的主教座堂主持下午六点的弥撒。弥撒之后，我们会聚在瓦维尔主教座堂内唱圣诞歌曲。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与若瑟·霍兹华铎斯基神父一起去滑雪（他后来成为伟哲教区的主教〕，结果在秋绰华思卡山谷一带迷了路。我们为了准时到教堂，只好「像疯子一样」冲回去。
我做退省时，常常去位于捷格伟尼·布拉地尼克的阿伯丁会修女院，在那里我感到非常自在；我也会去克拉科夫城外的萨斯卡会院。我与嘉禄·富高小姊妹会的关系也很好，有时也与她们一起合作。
前面提过，我常去丁尼克的本笃会院做避静，在那里度过不少时间。我与伯多禄·洛斯多洛斯基神父很熟，也经常向他办告解。我也认识奥斯定·扬高斯基神父，他是一位圣经学者，是我教书的同事。他有新书出版，总会送给我。当我需要几天时间来做退省时，我会去丁尼克，或是去毕拉尼的加默度修会神父会院。我还是一个年轻神父时，曾在此为圣弗洛里亚诺堂区的大学生带领避静。记得有一次在深夜去圣堂，发现有学生在那里祈祷，令我大感意外。后来才知道他们打算轮流在圣堂里彻夜祈祷。
修会团体对教会和主教都有帮助。他们的神贫、贞洁、服从誓愿，他们按会祖拟定的会规所过的生活方式，处处都在为信仰作证，怎能不令人敬佩——正由于这样的忠信，这些不同的修会团体才能保持最初的神恩，代代相传、结实累累。我们也不会忘记每一个修会团体友爱的表样，这友爱正是每个修会的核心。由于人的本性，一个团体必会不时发生问题，但只要主教能专注的聆听修会、尊重其合法的自主性；在修会这方面，只要能恰如其分地承认主教在牧灵工作上，有监督整个教区的首要责任，那么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
司铎圣秩
克拉科夫总教区一直有许多圣召，有几年，圣召的人数出乎意料的多。例如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申请进入教区修院的人数显著增加，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十年后，那年是波兰接受基督信仰的第一千年。这似乎是一项定理：在一项重大事件之后，圣召就会增加。这些圣召发自天主子民平凡的日常生活。萨皮阿枢机曾说，教区的修院是主教的宝贝，正如修会的初学院是会长眼中的宝贝一样。这很容易了解：圣召是一个教区的未来，也是一个修会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整个教会的未来。我个人对教区修院特别给予关注。我现在每天都为罗马修院祈祷，也为在罗马、全意大利、波兰及世界各地的修院祈祷。
我特别为克拉科夫的修院祈祷，那里是我自己接受培育的地方，希望能藉祈祷来表达感恩。我担任克拉科夫的主教时，十分关心圣召的发展。每年六月底，总会询问下一年度有多少人申请进入修院。一旦他们获得入学许可，我会与每个人个别会面，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一起分辨他的召叫。我会邀请修士到我的小圣堂参加清晨弥撒，然后请他们吃早餐。这是最能认识他们的方式。圣诞夜我会去修院与他们共进晚餐，或是请修士到我住处一起晚餐。在大节日，他们不能回家过节，所以我希望多少弥补一点他们的牺牲。我在克拉科夫时还可以做到这些，到了罗马，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里有太多修院。不过我还是亲自拜访了所有修院，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邀请修院院长前来梵蒂冈。
没有哪一位主教可以不用司铎职的崇高理想去激励年轻人。一颗年轻的心可以了解：为了全然自我奉献，需要「不顾一切的爱」。再没有比天主的爱更大的爱。二00三年，也就是我上一次去西班牙朝圣时，五月三日在马德里，我向年轻人吐露肺腑之言：「我二十六岁那年晋铎。转眼已过了五十六年。回顾已往，并回想我生命中的那段岁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为了基督而奉献自己，为了爱基督而奉献自己服务他人，是值得的。为了基督的福音，并为了弟兄姊妹而奉献生命，是值得的！」在场的年轻人了解这个讯息，附和我的话，反复高喊：「它是值得的！」它是值得的！」
主教对圣召的关心，也表现在他对铎职候选人的精挑细选上。主教将这个过程的许多方面托付给他的合作者，即修院的培育小组，但他自己还是要为神父的培育负最后的责任。在晋铎礼中，是主教明确地以基督之名选择并召叫候选人：他说：「仰赖天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助佑，我们拣选这几位弟兄接受司铎圣秩。」那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圣保禄就劝诫弟茂德：「不可轻易给人覆手。」弟前五22〕这并不是严苛，只是对交付在我们手中的无比珍贵恩赐有一份责任感。为了这项恩赐以及救恩奥迹，教会才会对司铎职有如此严格的要求。
在此我要提到圣若瑟·塞巴斯底盎·佩乌察尔他是普热梅希尔教区的主教。我有幸在八十三岁生曰那天将他及前面提到过的吴苏乐·莱多霍夫斯卡姆姆同时列入圣品。佩乌察尔主教及他的著作在波兰家喻户晓，我愿意特别挑出其中一本：《司铎生活默想》，本书在克拉科夫出版时，他是亚格罗尼亚大学的教授。（本书的新版本于几个月前上市〕。这本书是他丰富的内在生活所结的果实，对好几代的波兰神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我这一代的神父。我自己的司铎生活多少也受到本书神修课题的陶冶。
大瑙教区及邻近的普热梅希尔教区，名列世界上圣召最多的教区。大瑙教区的哲西·亚博维兹总主教是我的好朋友。他来自普热梅希尔，所以他是圣若瑟·佩乌察尔精袖遗产的继承人。他们都是要求十分严格的牧者，首先是严以律己，其次对神父及修生也不马虎。我相信这就是他们教区有颇多圣召的主要原因。挑战及远大的理想对年轻人十分有吸引力。
司铎间的合一向来是我所关心的。为了帮助我与神父的接触，一九六八年，就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我成立了司铎咨议会，在这个讨论会中讨论神父的牧灵工作计划。每年有固定的开会时间，在总教区里不同地区开会，针对神父们自己提出的特定议题进行讨论。
主教藉其生活方式，证明「基督楷模」在今天依然存在，对我们依然有吸引力。我们可以说，一个教区反映出其主教的生活方式。主教的德行——贞洁、神贫、祈祷、朴实、良心的敏锐——会铭刻在神父的心版上。神父们则转而将这些价值观传给他们所照顾的信友，这样，年轻人就能受到引领，慷慨地回应基督的召叫。
在考虑我们的神父时，也不应该要忽略那些已放弃铎职的人。主教不可以忘记他们。他们也有权利享受主教父亲般的关怀。司铎的培育包括了在必要时，以兄弟之爱去指正的勇气。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显示了司铎培育的缺失。在神父这方面，必须乐于接受规谏。基督曾对门徒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玛十八15〕
主教的住所
我不是只在牧灵访问或其它公开场合，才有机会和人见面。我那坐落在方济会士街三号的住所大门永远为所有人敞开。主教就是牧人，所以他应该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奉献及服务。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直接来找我。我家欢迎所有人。
各式各样的会议以及学术讨论都在此举行，包括「家庭研习会」。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家庭咨询室。当时，无神党当局将平信徒的任何大型聚会都视为反政府活动。主教的居所就成了庇护所。我邀请各类人士：学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我也定期与神父面会，客厅常被用作演讲场所家庭如研究学会及「神职与医学」。可以说，这个居所「悸动着生命」。
克拉科夫的主教寓所，到处都是与我伟大的前任主教有关的回忆，克拉科夫好几个世代的神父都记得他，他表现了一位主教所应有的父性特质，为大家立下无与伦比的榜样。亚当·萨皮阿枢机在世界大战以及占领时期，被人民称为「不屈不挠的亲王」。在我自己的圣召背景中，他无疑也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正如我在《礼物与奥迹》一书中的叙述，他从一开始就鼓励我的圣召发展。
萨皮阿枢机是一位真正的波兰贵族。他出生于普热梅希尔附近的克瑞吉。有一次我还特别前去，只为了看看他诞生的古堡。他是威扶教区的神父。比约十世任教宗期间，他在梵蒂冈服务，担任机要助理。那时他做了许多对波兰有利的事。一九二一年他被提名为主教，并由教宗圣比约十世亲自祝圣为克拉科夫的主教。同一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掌管了教区。战争爆发后，他在克拉科夫成立了主教的「战争受难者委员会」，平时以「亲王主教的委员会」著称。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按合法程序扩展到全波兰。萨皮阿总主教在战争如火如茶之际格外活跃，也因此在全波兰都备受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才成为枢机主教。从欧乐斯尼基枢机以降，克拉科夫有两位总主教，杜那约斯基以及普昔诽先后被任命为枢机。他们两位都早于萨皮阿枢机，但只有萨皮阿枢机被冠称为「不屈不挠的主教」。
对我来说，萨皮阿枢机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楷模，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牧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对教宗说,他想辞去克拉科夫主教的职务，比约十二世不同意。且对枢机说：「你要开始打仗了，大家会很需要你。」他以克拉科夫枢机的身分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在葬礼的讲道中，波兰的维辛斯基枢机问了几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所以，亲近的克拉科夫司铎弟兄们，身为你们的宾客和朋友，我们亲眼见到，你们用多么丰富的情感花环围绕着这具棺木；里面躺着身体矮小的不朽人物的遗体。他既不能用他的高度、也不能用他的身强力壮使你们折服。我想请问各位——这是为了我自已的好处，好增进一名主教所需要的牧灵智慧——，是什么使你们如此敬爱他？是什么折服了你们的心？你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为何你们和全波兰人都对他如此顺服？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实的表达出，一个教区全体司铎对他们总主教的爱。」
隆皮阿枢机的葬礼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举行，这是在斯大森统治时代空前的大事。一长列送葬队伍从方济会士街一直到瓦维尔主教座堂，步行的队伍中满是神父、修女和平信徒。无神党当局不敢干扰队伍的行进。他们感到束手无策。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起诉克拉科夫教区后，他们一等隆皮阿枢机去世，也同样对他起诉的原因。无神党在他生前不敢动他。隆皮阿枢机知道他有可能被捕，特别是在闵真谛枢机遭逮捕之后。但是无神党没有这个胆子。
我进入教区修院时，就是隆皮阿枢机的学生，先是由他手中领受了剪发礼，接着是晋铎礼。我十分信赖他，我可以说我跟其他神父一样爱他。许多书籍中经常提到，隆皮阿枢机有意栽培我——也许这是真的。这也是一位主教的责任：培养可能的继承人。
也许神父们因为他是主教而尊敬他，但他们更因为他是一位关心子民的父亲而爱戴他。这是最重要的：一位主教必须是一位父亲。当然，没有人能成为完美的父亲，因为它只能在天主父中充分的实现。但我们多少能分享天主的父性。我在一篇默想父性奥迹的文章《父性的光辉》中，提到过这项真理：「我还要说：我已经决定把『我的』一词从我的词汇中剔除。当我知道一切都是『祢的』，我还能使用这个名词吗?甚至如果每次有人出世时不是祢所生的，但是生育的那位却是属于祢的。我自己是『祢的』，多于是『我的』。所以我已学到，那属于祢的一切，我不可以说是『我的』。我不应说想或感觉它。我必须释放自己，将自己掏空——我必须拥有无物，我不应盼望拥有任何东西（在此处，『我的『是指『属于自己的』〕。」
效法圣若瑟的父道
当然，主教职是一项职务，但是一位主教应该尽全力，不要让自己仅仅在职务上是一位主教。他绝不可忘记自己是一位父亲。正如我前面所提，萨皮阿枢机之所以如此广受爱戴，是因为对他的司铎而言，他是一位父亲。每当我自忖，是谁堪称所有为人父者——不论是在家庭中或在铎职中，甚至在主教职中——的榜样及帮助时，立刻就想到圣若瑟。
对我来说，敬礼圣若瑟，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克拉科夫的生活。离主教居所不远、位于波谢思卡街的伯尔纳定修女会有一座献给圣若瑟的圣堂，在那里她们经常朝拜圣体。我有空时会去那里祈祷；我的目光常被一幅美丽的画像所吸引，那是我主在人世间养父的画像：在这圣堂中，这幅圣像十分受到恭敬，我也曾在这圣堂为一些律师带领避静。我很喜欢想起圣家中的圣若瑟，圣家就是指耶稣、玛利亚和若瑟。我习惯向他们三位祈求在许多困难上帮助我。我非常了解显示出圣家特征的爱与合一：三颗心，一份爱。我将服务家庭的使徒工作托付给圣若瑟，求他特别照顾。
在克拉科夫，还有另一座献给圣若瑟的圣堂，在波德高兹。我做牧灵访问时，经常去那里。而位于卡利兹的圣若瑟朝圣地则有特别的重要性。有些曾被囚禁在达豪集中营的神父，会去那里朝圣谢恩。他们有一群人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时，把自己托付给圣若瑟来照顾——也的确都幸免于难。回到波兰后，他们开始每年一次前往卡利兹朝圣地的感恩朝圣，也总是邀请我一起去。这群人包括卡济梅尔兹·迈丹斯基总主教、依纳爵·热兹主教，以及亚当·科兹洛夫斯基枢机，他是一位在非洲传福音的传教士。
圣若瑟成为耶稣基督的养父，他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在献给圣若瑟的宗徒劝谕《救主的监护人》中，我写道：「从福音原文可以推论出，若瑟和玛利亚的婚姻是他父职的法源根据。为了确使耶稣有父亲的爱护，天主选择了若瑟为玛利亚的配偶。也因此，若瑟的父职是借着与玛利亚的婚姻而来的，这也使他与基督有了最亲近的关系。而所有预选的人，都预定要肖似基督（参阅罗八28—29〕〔第7号〕。若瑟受召成为玛利亚的净配，正是为使他成为耶稣的父亲。圣若瑟的父性，就像童贞玛利亚的母性一样，基本上都是因为基督。玛利亚的一切特恩，都来自于她是基督的母亲。同样，圣若瑟的所有特恩，也都因为他受拣选成为基督的父亲而来。
我们都知道耶稣称天主为「阿爸」，这是一个充满爱意又亲切的字眼。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儿童应该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父亲的。耶稣对圣若瑟说话时，很可能像当地其他孩童一样，也用这个称呼。对于人类父性的奥秘，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耶稣自己，做为一个人，借着与圣若瑟的父子关系，体验到天主的父性。他与若瑟做为子与父的关系经历，融入到后来基督天主为父的启示中。这是多么深奥的奥迹——
基督在祂的神性中，体验到至圣圣三内属神的父性及子性。在耶稣的人性中，由于圣若瑟，使祂体验到为人之子的身分。在圣若瑟这方面，他以健康的男性气概对人类问题的清晰了解以及勇气，支持了这个在身边成长的孩子。他达成了任务，是藉助于他具有最佳父亲的各类特质，并从那至高的源头汲取力量，从这源头是「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的」〔弗三15〕。就人的观点来说，圣若瑟教了天主之子许多事，并给祂一个世上的家庭。
对圣若瑟而言，和耶稣在一起的生活，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探索，来发现他自己身为父亲的召叫。他成为父亲的方式是异于常规的，耶稣并非出自他的血肉。但这样的父职，不正是足为我们神父、主教的楷模及典范吗?在我牧职生涯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视之为这种父职的表现————为人施洗、听告解、举行感恩祭、宣讲福音、劝诫与鼓励：我一直认为这些都是活出这父职的方式。
当我们触及司铎及主教独身的问题时，应该特别思索圣若瑟为事主之子所建立的家。事实上，这种独身生活给了我们最完善的机会，去活出这样的父职：贞洁，以及全然奉献给基督和童贞圣母。一位神父没有家庭的牵挂，可以全心奉献，以尽好自己的牧灵责任。我们也因而了解拉丁教会，何以坚持悍卫司铎独身的传统，并抗拒历史上不时出现的压力。这传统显然十分严苛，但是它也产生了特别丰硕的灵修成果。同时我们也看到东方礼天主教会中，已婚司铎所表现的牧灵神火，产生了好的果实足使我们感到欣喜。特别是在对抗无神主义时，属于东方礼仪的已婚司铎，他们的表现与保持独身的司铎弟兄一样崇高英勇。就像若瑟·史利彼奕枢机曾指出，独身和过婚姻生活的神职人员，他们在面对无神党时展现的勇气不亚于独身神职。
在这里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司铎独身的规定，有深厚的神学基础做后盾。我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禄六世于一九六七年颁布的《司铎独身》通谕，就将这些神学上的动机综述如下：（参阅19-34号〕。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以基督论的动机：基督身为天父与人类之问的中保，祂保持独身，以便全心奉献自己，来服侍天主及人类。凡是有幸能分享基督的尊荣及使命的人，也都受到召叫去分享这份全然自我奉献的恩赐。
第二个，是教会论的动机：基督深爱教会，为教会奉献自己的全部，使她成为一个光耀、神洁、无瑕的新娘……。受祝圣的神职借着选择独身，彰显出基督对教会纯洁无玷的爱，而导引出具有超性活力的属灵果实。
最后一个则是末世论的动机：论到死者的复活时，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玛二十二30〕。司铎的独身宣告了救恩新时代的来临，也因为司铎独身说明了它至高的价值，并且将来会在天主的所有子女身上显露光辉，独身生活便使天国的实现提前来到。
有些人为了反对司铎独身的规定，便特别强调神父或主教的孤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坚决反对这个论点。我个人从不曾感到孤单。除了时时意识到上主就在身边，从人的角度来说，也总是有人存我身边：我与神父们——总铎、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及各行各业的平信徒，都保持真诚的关系。
与他的子民同在
说到主教的父职就是与托付给他照顾的子民同在时，我们也应该想起圣若瑟为天主子所建造的家。主教的家其实就是他的教区。我们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他在教区生活、工作，而是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主教的家就是他的教区，因为他必须每天在这个地方，展现他对教会——他的净配——的忠诚。特里腾大公会议针对这方面长久以来的弊病而发言时，规定并强调主教必须是他教区的居民，这是主教的义务，同时也陈述了一个深刻的见解：在所有的重要时刻，主教都必须与他的教会在一起。除非有重大理由，主教绝不可离开教区超过一个月。就像一个好家长时时与家人在一起，如果非得离开他们，他会想念他们，而且希望尽快回到他们身边。
说到这点，我愿提起一位忠实的主教——大瑙教区的哲西·亚博维兹主教。他教区的神父都知道，主教星期五不接见访客。因为每星期五，他都徒步前往杜州的圣母朝圣地朝圣。一路上他虔诚认真地准备主曰的讲道。大家都知道他很不喜欢离开他的教区。他总是与他的子民在一起，首先是在祈祷中，然后在行动中。但总是以祈祷为优先。我们主教的父职奥迹始于祈祷，也在祈祷中成长。我们是在信仰中生活的人，在祈祷中把自己带到玛利亚和若瑟面前，恳求他们的协助；这样我们便可以与他们以及所有天主交托给我们的人一起，为天主子建立一个家——祂的圣教会。
方济会士街三号的圣堂
克拉科夫主教住所的小圣堂，对我有特殊的意义。那里是我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萨皮阿枢机祝圣为司铎的地方，虽然晋铎礼通常都在主教座堂举行，但由于当时长上决定派我去罗马念书，连带也影响到晋铎礼的时间与地点。
圣保禄在晚年时，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宗徒，他写信给弟茂德说：「要在虔敬上操练自己，因为身体的操练益处不多，惟独虔敬在各方面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弟前四7-18〕每位主教都享有一项特权，即在他的住所中可以有一小圣堂，这圣堂近在咫尺，但是重责大任也随着这特权而来。要有一距离如此之近的小圣堂，主要原因是为使主教生活中的一切——他的训导、决策、牧灵关怀——都能在隐藏于至圣圣体内的基督足前开始。关于这方面，我曾亲眼目睹萨皮阿枢机的习惯做法。维辛斯基枢机在萨皮阿枢机的葬礼中证道时说：「此人的一生有许多层面，其中一个令我深自反省。主教团开会期间，每当漫长而耗尽心力的一天结束后，我们都疲累不堪，只想赶快回家休息。萨皮阿枢机却毫无倦容，他会进入他那冷飕飕的圣堂，在天主面前直待到深夜。他在那里多久?我不知道。我在总主教的居所熬夜工作时，从未听到萨皮阿枢机从圣堂回来的脚步声。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以他的高龄，他有权去得到一些休息。我认为枢机需要用睡眠的金锁来总结他一天的工作，但他却以祈祷的钻石来结束工作。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祈祷的人。」
我也试着效法萨皮阿枢机独特的榜样，那就是不只在住所的小圣堂祈祷，也在那里静坐、写作。我的《人的存在与行动》及其它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我一直深信圣堂是一个有特别启示的地方。能够在天主临在的庇荫下生活与工作，是多么大的特恩啊！那又是多么有强烈吸引力的临在啊！我已逝的挚友安德肋·弗劳撤在《实在有天主：我遇见了祂》一书中，深度描述了感受到天主「临在」的力量及美好。我们不是一定要真的进入圣堂，才能在心灵上进入至圣圣体的临在。我一直感觉到，基督才是主教居所真正的主人，我们主教不过是短期的房客。我就在这样的心态下，在方济会士街住了将近二十年，今天我也以这样的心态住在梵蒂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