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谷三14
主教在自己的教区
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给了我强烈的动力，去加强牧灵活动。当然，一切都由此开始。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教宗若望二十三去世。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正式开幕的梵二大公会议就是他召开的。我有幸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第一期会议在十月召开，十二月八日结束。我以克拉科夫总教区的神职代表身分，和大公会议诸位神长一起参加会议。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后，枢机主教团的秘密会议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选出米兰总主教若翰·蒙蒂尼枢机为新教宗。他取名为为保禄六世。同年秋天，大公会议进入第二期会议，我再度以同样的身分与会。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我被任命为克拉科夫总主教。不久即发布任命的消息，三月八日喜乐主日、那天，我郑重地在瓦维茁主教座堂正式就任。
方济·比拉克教授和修道院院长博丹·宁周斯基蒙席等在教堂门坎迎接我。然后我进入主教座堂。我即将坐上主教的座位，是自从萨皮阿枢机和巴济亚克总主教去世后，便一直虚位以待的。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我发表谈话的细节，但却记得，我心中充满着对瓦维尔主教座堂和它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正如我前面曾经强调的，我觉得我与瓦维尔主教座堂永远紧密相连。
羊毛后带
我也还记得在同一年，即一九六四年所领受的羊毛肩带所具有的深刻又动人的象征。全世界各地的总主教都会在颈上披着此肩带，象征他们与基督善牧及与基督的代表——伯多禄继承人的合一。肩带由绵羊毛编织而成，而且是在圣雅妮，瞻礼日祝圣的。在我任职教宗期间，有许多次机会于圣伯多禄和保禄的瞻礼日，将肩带授予新的总主教。这是多么奇妙的象征啊！在这个朴实的标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善牧将羊背在肩上，拯救并喂养小羊的图像。它是一个象征，使得所有的主教因为一件事而有形的联结在一起，即是：我们和责任对嘱托给我们的羊群所有的牵挂和责任。正是因为这份牵挂及责任，我们才被赋予裁培并保全教会合一的使命。
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我就任主教之后，便以总主教的身分参加大公会议，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会议闭幕。我参加大公会议的经验，与普世教会的主教充满信德的接触，以及受托管理克拉科夫总教区的新责任，都帮助我更深刻了解一名主教在教会中的位置。
主教在自己的地方教会中
美善的天主究竟将主教放在教会中哪一个位置?因为主教（的祝圣〕是加入宗徒继承的行列，所以从一开始，呈现他面前的是普世的教会。正由于他受差遣进入全世界，所以成为教会普世性的标记。从我很小的时候，在我第一次学习诵念信经；之时，就意识到教会普世性的一面：「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个普世的团体拥抱了如此众多的时、地、人的见证，那些人都是由天主所拣选而形成一体的，「从亚当开始，『从义人亚伯尔直到最后一个义人』（〔教会宪章〕第2号〕。」这伟大的见证和彼此之间紧密的情谊，都在主教的祝圣礼中表露无遗，好让我们记住，整个救恩史及其特有的目的就是所有人在天主内的合一。
虽然每位主教身上都承担着对普世教会的责任，他还是得处身在某一特定教会的中心，那教会就是基督特别托付给他的团体。这样，透过他的主教职，基督的教会的奥迹——为全人类的救恩标记，可以更圆满地实现。在《教会宪章》里，我们读到：「这个基督的教会，真正存在于每一个合法的地区性信友团体中;这些信友与他们的牧人结合在一起，也可以称做新约的教会……。一个以祭台为中心的团体，在主教的神圣监督下，能彰显出『基督奥体的友爱及合一的象征，没有这种友爱与合一，便不能得救。』这些团体，虽然往往人数不多而且贫穷，或者散居各地，但是都有基督亲临其间，并且因基督的德能及影响，而成为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第26号〕
主教在教会内的圣召是一项奥迹：一方面他以主教身分被安置在特定且有形可见的团体中，同时也处身在普世教会中。清楚了解这两个层面独特的关系很重要。如果认为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团体中中——以我的情形，就是克拉科夫——代表普世教会，又在普世教会中代表他的教区，就好像驻外使节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或国际性组织一样，那无疑是过份简化了这奥迹，也末理解奥迹的真义。
主教是基督临在于世界的标记，这是主动向外，去人们所在之处与他们相遇的临在：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帮助他们成长、以福音安慰他们，并使他们齐聚在上主桌前。因此之故，主教虽然属于全世界、属于普世教会，却为了活出圣召，而在身形上不与普世主教团其它成员在一起，以便接近他的子民，而这些子民是他在这特定教会内以基督之名召集起来的。但是对这些人来说，主教也成为一个标记，代表他们的孤立已经结束了，因为主教带他们与基督契合，并在基督内，与在他们之先、天主从创世之初就拣选的人契合；与天主在今天由世界各地所召集的人契合；也与在他们之后，天主要召叫进入教会且直到最后一人的所有人契合。借着主教的牧职和他所代表的标记，所有的人都临在于这个地方教会中。
当主教能使他的子民与他自己，并透过主教与世界各地的教会信友产生活泼的共融时，他便是真正负责行使他的职务。在克拉科夫时，我亲自体验到这种活泼的合一就在神父、修会及平信徒的心中。愿天主赏报他们——圣奥斯定在寻求信友的协助和了解时，习惯对信友说：「有许多人，是以基督徒的身分走向天主，他们不需要负责管理任何事，他们的行囊简便，担子也轻，所以旅途上比较容易。但我们任主教的，除了是基督徒外，还要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向天主交帐，并要管理照顾你们，将来且要为我们的管理职责向天主交帐。」
这就是与「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默七9）的人、与临在于教区主教身上的基督神秘相遇的奥秘。而在历史上某个特定的时间，地方教会就聚集在主教身旁，那是多强的合一啊！那将他们结合、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多么动人！我在大公会议期间就有过亲身体验。我以特别的方式体验到主教的团体性和共融性：全体主教与伯多禄的共融——一九七六年我在罗马教廷讲避静时，大家聚集在教宗保禄六世身旁，使我再次有了这个体验。但这是后话，容我稍后再谈。
主教的团体性
现在，让我们的心思回到教会初期，那时，由于上主的旨意，宗徒职得以设立。「祂自己所想要的人」〔参谷三13〕组成的团体在祂身边成长。在那个团体中，从西满伯多禄开始，大家逐渐形成不同的性格，各人的性格也越发强烈。每一位新主教就是借着他领受的召叫和祝圣，被引入门徒群和基督的朋友当中。这是一个团体！参与这个信德、见证、爱与责任的团体，是我们与我们的召叫和祝圣一同领受的恩赐。这是多么美妙的恩赐啊！
对每一位主教来说，其他主教的临在能带给我们支持，这支持可透过祈祷与牧职工作的紧密关系、透过见证以及分享牧灵工作的成果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今天最值得我安慰的事，就是各地主教来罗马述职时，与他们会面和交换意见。我的一大渴望是，天主的恩宠在他们心、灵和行动中所做的工作，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及珍惜。今天快速的交通工具，使我们能更常见面，成果更丰硕。也使我们每一位主教能够寻找各种方法，来加强主教间的团体性与共融性，包括在主教团内积极的合作、共同讨论我们在世界各地教会大家庭内的经验。如果主教能聚在一起，彼此分享他们的喜与忧，一定会帮助他们达成我在《新千年的开始》宗座文告（参阅43—45号〕内所提到的「共融的灵修」。
即使在我被挑选坐上伯多禄座位之前，我已会晤过来自每一国家的无数主教，当然，我还是较常见到邻近欧洲国家的主教。这些会面部是彼此获得支持、慰藉之源。有时这样的会面，对某些主教——特别是来自无神党独裁统治国家的主教，是相当能激动人心的。例如我想到史德范·托奇塔枢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葬礼，那还是在无神党政权阻挠、甚至完全禁止与当地教会接触的时代。
在枢机主教们决定由我接任伯多禄之座前，我最后一次与邻近国家主教的牧灵会晤是在德国，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与维辛斯基总主教一起前去。这是波兰和德国两国重修旧好的重要标记。自我就任教宗以来，我仍然格外频繁地继续与世界各地主教日常会晤，而能达成这使命，也是我的荣幸。
主教的述职是表达主教的团体性、共融性的特别方式。原则上，全世界两千多个教区的主教，要轮流每隔五年（有时候会更久一些〕来到梵蒂冈。过去是教宗保禄六世接见我，现在轮到我来接待各地的主教了。我十分珍视我与保禄六世的会面，关于如何规划安排述职，以及述职工作如何进行，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现在我也设计了我自己的模式：首先我亲自接见每一位主教，再邀请述职的团体共进午餐，最后我们一起举行晨间弥撒，然后就是正式的团体会面。
与主教们会面，使我获益良多。我只能说，我从他们身上「认识了教会」。我需要常常和他们见面，因为我总是能学到新的事物。从我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认识了世界各地教会：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现况。
上主赐给我足够的体力去访问这许多国家，事实上，我已访问过其中的大多数。这样的访问很重要，因为能亲自在一个国家停留，即使为时甚短，也足以便人看到各种事物。此外，访问中的会面也使我能与人民直接接触，这一点不论是在人际交往的层面或是在教会层面上都很重要。圣保禄也是如此，他总是到处奔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到他写给不同基督徒团体的信函时，可以感觉到他住在他们中间、他认识每个地区的人和那些人的困难。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也包括我们这个时代。
我一直很喜欢旅行，也深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基督亲自交给教宗的任务。我还是教区主教时，已经很喜欢牧灵访问，我认为，能知道各堂区发生了什么事、能够认识人并直接与他们会面非常重要。虽然主教的牧灵访问是教会法的规定，但光是人生历练已足够让我推荐这活动了。圣保禄就是我们的楷模。伯多禄也是，但保禄是最重要的楷模。
大公会议诸神长
在大公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我还是克拉科夫总教区的辅理主教。在那次会期中，我得以亲自向洗者若翰·蒙蒂尼枢机道谢，因为米兰总教区慷慨地送给克拉科夫圣弗洛里教堂一份珍贵的礼物：三座全新的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且意味深长的礼物，特别是由于三座钟分别命名为童贞玛利亚、安博—嘉禄·鲍禄茂以及弗洛里。这是圣弗洛里教堂这问大学的主任神父达陡·古饶司基所要求的，一向对波兰人民十分慷慨的蒙蒂尼总主教把这事放在心上，而且对我这个当时还很年轻的主教表现了极大的情谊。
我的意大利主教同仁负责大公会议的进行以及梵蒂冈的事务。他们的谦恭有礼及普世教会的意识，着实令我感到惊讶。在大公会议第一会期，我由于与许多非洲主教接触，真正见识到了教会的普世性。他们的座位分散在圣伯多禄大殿各处。大家都知道，大公会议的工作就是在这里展开的。这些非洲主教当中，不乏知名的神学家和热心的牧者。他们值得大书特书。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科纳克里的瑞蒙·玛利亚·奇汀波总主教。他在自己国家的无神党总统手中，受了极大的痛苦，最后被迫流亡海外。雅心特·天敦枢机是位很特殊的人物，我与他常有真诚的交往。另一位著名的人物是保禄·锺贵那枢机。这两位都深受法国文化熏陶，说起法文像说母语一样流利。我住在波兰公学时，与这两位枢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我与另一位长我二十岁的法籍枢机嘉播·玛利亚·葛洪也十分亲近。他待我极为殷勤，甚至可说是十分亲爱。我们两人同时被教宗选立为枢机，大公会议之后，他成为教廷天主教教育部部长。我依稀记得他也参加了选举教宗的枢密会议。另一位与我交情很好的法国人就是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他是耶稣会士。我在多年之后，任命他为枢机。
大公会议是与主教及神学家们熟识的殊荣时机，尤其是在个别的委员会中。我们在研读第十三项大纲（就是后来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时，我针对人格主义发言，德吕巴克神父以鼓励的口吻对说：「是的，是的，就是该朝这方向进展。」他的话对我意义重大，因为我当时还算是年轻后辈。
我也与德国人——小我一岁的亚尔菲·班史枢机、科隆的若瑟·荷夫那及若瑟·拉辛格建立了友谊。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神学素养的教会人才。我尤其记得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拉辛格教授。他以柯隆教区总主教若瑟·福林格斯枢机神学顾问的身分出席大公会议。后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他为慕尼黑的总主教，以后又擢升他为枢机。拉辛格枢机也参与了那次枢密会议，选出我来执行伯多禄宗座之职务。法兰优·瑟倍枢机去世后，我请拉辛格枢机接替他，担任教廷信理部部长。我要感谢天主，让我生命中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来协助我，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很遗憾的是，曾参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的主教和枢机，只有极少数几位依然健在。这一次大公会议是教会最大的盛事，感谢天主让我从头到尾都能参与其中。
枢机团
在某个意义上，普世主教团的中心是枢机团，他们围绕着伯多禄的继承人，并在整个教会前为信仰作证，藉以支持他。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成为枢机团的成员。
枢机的相聚，特别清楚表达出在信仰内合作及互相支持的原则，教会的整个传教工作就是以这原则为基础。伯多禄的任务是耶稣指派给他的：「待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路二十二32〕从初期教会，历任伯多禄继承人都利用了主教团、司铎及执事的合作，让他们分担罗马城和邻近教区（所谓「城郊辖区」）的责任。这些教宗的合作者逐渐被称为「枢机」。当然，经过世代的变迁，合作的形式也有了改变，但是他们「做为教会和世界标记」的基本意义未尝变更。
既然伯多禄继承人的牧灵职责扩及全世界，世界各地凡有基督徒的地方，也越来越需要有枢机常驻，并与伯多禄的继承人教宗保持亲近的关系，一方面分担他的责任，同时也愿意随时为信仰作证，甚至愿为信仰流血（因此枢机身穿红衣，象征殉道者的血〕。罗马教廷及世界各地的枢机，都十分慷慨地支持我，分担治理教会的责任，我要为此感谢天主。枢机越是乐意支持他人，就越能坚固他们的信仰，也就更能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下，完成他们的重责大任，那就是选出一位要继承伯多禄职务的人。
主教会议
我的主教生涯与宣布大公会议即将召开的时间几乎同时。大家都知道，大公会议的成果之一，便是定立世界主教会议，由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首次召开。从那时起，已经召开过好几次世界主教会议。会议的筹备和执行主要部落在秘书长身上。第一任秘书长是瓦迪斯瓦夫·鲁宾枢机，他在战时冒险经由黎巴嫩辗转来到罗马。保禄六世把筹备世界主教会议的秘书工作交给他，这工作毫不轻松。我尽我所能来支持他，主要是为他献策。后来若瑟·董高枢机接任他的工作，第三任秘书长则是若望·伯铎·萧特枢机。
我前面提过，至今已经举行过好几次主教会议。除了在保禄六世任内举行的主教会议之外，还举行过讨论家庭问题、和好圣事及悔罪、教会生活中平信徒的角色、司铎培育、奉献生活、主教职等等的主教会议。此外还有几次会议的主题更明确：一次是有关荷兰的问题，一次是梵蒂冈大公会议闭幕二十周年纪念，还有一次为黎巴嫩问题召开的特别会议。另外则有为各大洲召开的主教会议：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以及两次讨论欧洲问题的主教会议。其构想是为在千禧年之前能够涵盖各大洲，以便了解他们、注意到他们的问题，而能善加准备迎接大禧年。这个计划已顺利完成。现在我们要把心思放在下一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是圣体圣事。
我还是主教时，已有参加主教会议的经验。那是为庆祝圣达义九百周年，在克拉科夫总教区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当然那只是一个教区规模的主教会议，关注的并非普世教会的问题，而是单纯地关注地方教会的情况。然而，一个信友团体日复一日地面对在特定社会和政治情况中实践信仰的问题，教区规模的主教会议也十分重要。克拉科夫教区主教会议的目标，是要将大公会议的决定引进地方团体之中。我将此次会议安排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之间进行，因为正如我前面提过的，圣达义正好是在一0七二年至一0七九年之间担任主教。我希望在九百年后能再次活出那段时曰。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无教会议小组的工作，所有人都全心投入。那真是一个牧灵的主教会议：主教、神父和平信徒一起携手合作。我于就任教宗后第一次回波兰访问时，正式为此一主教会议闭幕。
在教宗保禄六世任内，为罗马教廷讲避静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很特别的避静。参与避静是天主的一大恩赐。避静时，把一切事都搁在一边，以便单独与上主相遇、聆听天主。对参与避静的人而言，这锻炼弥足珍贵。因此，除了引燃起内心对避静的需要之外，任何人都不应在受到压力之下参加避静。当然，有时候也许有人对某个人说：「到加默度修会或到丁尼克修道院去做个避静吧。」但是原则上，避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需求。教会身为一个机构，特别关照司铎要做避静，然此教会法的规定，也只是出于心中推动的一个外加要素而已。
前面提到过，我通常是去丁尼克的本笃修院避静，但我也常去毕拉尼的加默度修会、克拉科夫的教区修院及雅哲朱若卡（萨柯波纳〕的灰衣吴苏乐会避静。自从来到罗马后，我就在四旬期第一周内与教廷成员一起避静。这些年来，常有不同的讲道者来为我们讲避静；有些讲师的口才和谈话内容都是一流，有些人甚至颇有幽默感。例如原籍捷克的耶稣会神父多默·史皮得理克就特别有幽默感。他讲避静时，我们总是笑声不断，这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史皮得理克神父知道如何以诙谐的方式讲述深奥的真理，在这方面他极有天赋。我在上次的枢机主教会议中，为史皮得理克神父戴上枢机主教帽时，又想起了那次的避静。就像我说的，避静讲师常常不同，而且一般说来都很优秀。我个人曾邀请哲西·亚博维兹主教到梵蒂冈带领避静，是除我之外，唯一的一位波兰人。
我曾在梵蒂冈向教宗保禄六世以及他的合作者讲避静。在准备期间曾出现一个问题。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瓦拉迪思劳·鲁宾蒙席打电话给我，说教宗想请我在三月时带避静。我只有不到三星期的时间准备讲稿，还要翻译出来。后来我把这一系列的默想主题命名为「反对的记号」。这题目并不是别人的建议，而是在最后自然浮现，好像是综合了我想讲的话。其实那并不是一个主题，反而像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把我在避静时所讲的许多道理组合起来。我还记得那段准备讲避静的日子，一共有二十篇道理，全是我一个人挑选内容并且理出头绪。由于准备讲稿需要安静，我便住到雅哲朱若卡的灰衣吴苏乐修女会院。每天早上我撰写默想的内容直到中午，下午去滑雪，晚上再继续写。
与保禄六世在避静的场合中会面，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使我了解，一位主教多么需要随时随地准备好，在上主的要求下讲述他的信仰。每位主教都必须为此做准备，包括伯多禄的继承人，如同保禄六世要我愿意为此责任随时做好准备一样。
大公会议的落实
大公会议是一件令人赞叹的大事，对我则是个难忘的经验。我满载而归。回波兰后，我写了一本书介绍在大公会议各会期中出现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我想要萃取大公会议教导的「精髓」。这本书的书名是《复兴的泉源：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落实》，一九七二年由波兰神学协会在克拉科夫出版。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谢恩，感谢天主赐我以主教身分参与大公会议的恩宠。事实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特别注意主教的责任。第一次大公会议的重点是教宗的首席权，梵二大公会议关心的重点则是在主教身上。为明白这一点，只须去看看会议的文献即可，特别是《教会宪章》。
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关于主教职的深入训导，是基于基督的先知、司祭、君王的三重使命。《教会宪章》的二十四至二十七号就探讨了这一点，但其它的大公会议文献也提到这三重使命。其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因为明确与主教的牧灵职务有关。
我从罗马回波兰时，著名的「波兰主教致德国主教信函」引发的议题上了头条新闻。波兰主教在信中，代表波兰原谅了德国人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波兰人造成的伤害，也为波兰人对德国人可能有过的不利行为道歉。很遗憾的是，这封信引发了激烈的争辩、指责和中伤。无神党当局对此一表示修好的举动颇不以为然——虽然后来证明这举动对于波兰与德国关系正常化相当重要。结果是无神党对教会更加敌视。因此，为庆祝波兰接受基督信仰一千年，此时显然并非理想的时机，而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格涅兹诺展开。在克拉科夫，庆祝活动是于五月八日圣达义瞻礼日举行。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大批群众上街游行，从瓦维尔定到斯卡渥卡的景象。无神党官员自觉无力向此一秩序井然的大规模集会挑战。在庆祝波兰接受基督信仰一千年期间，主教的公开信引起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几乎完全消失，因此我们才能就此一大事对国家生命的意义做适当的宣讲。
另一个宣讲福音的好时机就是一年一度基督圣体圣血节的圣体游气。在战前，为光荣基督圣体圣血的大游行是从瓦维尔主教座堂出发，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和许多广场，一直走到里聂克·葛华尼。德国占领期间，执政官汉兹·法兰克下令禁止。后来无神党执政时，当局再度准许游行，但是路线较短：从瓦维尔主教座堂沿着皇家古堡的庭院绕行。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再度准许游行路线走出瓦维尔城堡。那时在各个祭台上讲道时，我不只讲论有关圣体圣事的道理，还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宗教自由这个大问题，那是当时大家非常关心的题目。
我相信，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民间敬礼中，隐藏着一个问题的答案。有时我们会怀疑，这种地方性传统的表现形式，究竟有何意义。答案很简单：当人心凝聚在一起时，其结果是一股向善的巨大力量。若能扎根于古老、强大、深远、同时贴近内心的事物，就会给我们惊人的内在力量。如果这个扎根的工作，又能与活泼敏锐的理性层面结合，便无须担忧信仰的未来或国家民族中人际关系的前景。实际上，在传统这富饶的「土地」上，「文化」得以受滋养，人民能结合为一，像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同时维持并加强他们的信念。我们的责任，特别是在今天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是要培养健全的传统，使我们的思想与想象力都能有明确清晰的共识，对未来的一切坦然接纳，对过去也能爱与尊重。这过去，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遗产，而以古老的文字及标记、回忆、习俗等形式长存在我们心中。
波兰的主教们
我在克拉科夫的牧职生涯中，与戈佐教区的三位主教有特别深厚的友情。他们是威廉·普鲁塔，现在是天主的仆人；哲西·思卓巴以及依纳爵·热兹。我视他们为真正的朋友，所以在公事以外，我也会去找他们。思卓巴和我是在克拉科夫认识的，他曾担任西勒西亚修院院长。我自己则曾在该修院任教，讲授伦理学、基础伦理神学及社会伦理学。他们三位中，如今只有依纳爵·热兹主教依然健在。他非常有幽默感，例如他会拿自己的姓氏开玩笑（在波兰文中，Jez就是豪猪的意思〕。
做为一名教区主教，我的总教区有几位辅理主教：朱利安·葛罗布里基、扬·皮耶特拉兹高、史丹尼斯劳·司莫朗斯基、亚尔班·玛威夏克（前面提过，后两位是我亲自祝圣〕。我很欣赏玛威夏克主教的活力。也记得他还是诺瓦·维兹（克拉科夫的一个区〕的本堂神父时的样子。有时候我喜欢叫他「热诚者亚尔班」。扬·皮耶特拉兹高主教非常擅于讲道，能激起听众真正的热情。继我之后担任克拉科夫总主教的方济·马卡斯基枢机，在一九九四年开始了皮耶特拉兹高主教列真福品的法定程序。现在这程序已进行到罗马。我对另外两位辅理主教也有十分愉快的回忆：多年来我们以兄弟共融的精神一同工作，来服务我们所爱的克拉科夫的教会。
在邻近的大瑙教区，有哲西·亚博维兹主教，我先前已提到过他。我时常去拜访他。我们两人年龄相仿，他只比我大一岁。
琴斯托克霍瓦的主教斯德望·巴赫待我十分仁厚。在他晋铎二十五周年纪念时，我在证道中说：「主教职就像是更进一步去发现司铎职，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说是新的发现。这两种职务都必须依照同样的标准来生活，永远以基督为重心，他是善牧，是我们灵魂的牧者。一名主教必须更深刻、更热心、更坚定地注视基督。主教执行使命时，也将重心放在人灵上，那是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不朽的灵魂。这样的关注也许不像堂区的本堂神父或副本堂那样，在日常的使徒工作中直接与人接触。但在另一方面，主教是以更宽广的眼光来关心人，因为主教眼前所看到的是整个教会。我们这些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主教，明白教会是将整个人类家庭聚在一起的所在；是和好的地方，不论如何都把人聚在一起；是借着对话，甚至是以个别之人的受苦为代价而使人聚合的地方。对我们这些梵二大公会议时的波兰主教而言，也许受苦还多于对话。」
在西勒西亚有霍伯·白德诺兹为主教，他的前任是史丹尼斯劳·亚当斯基主教。白德诺兹主教是亚当斯基主教的助理主教。我被任命为总主教以后，就去拜访这一省的所有主教，包括去卡多维采拜访亚当斯主教。与他一起的有朱利安·比耶尼克主教及若瑟·古尔帕兹主教。我和西勒西亚的主教们相处甚为融洽。我固定于每年五月最后一个主曰，在皮卡瑞圣母朝圣地与他们见面；这一天，大批矿工会来此朝圣。白德诺兹主教经常邀请我来讲道。实际上，五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是个大日子：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之下，此一朝圣气氛很特别。在场的朝圣者全都聚精会神地聆听，每听到一句对政府有争议性的宗教或道德政策提出挑战的话，例如基督徒守主日的义务，他们便热烈鼓掌。在这方面，白德诺兹主教说过的一句话，在西勒西亚广为流传：「主日属于天主，也属于我们。」在庆典结束时，白德诺兹主教通常会这样对我说：「希望明年能再听到像这样的讲道。」皮卡瑞的矿工，还有他们盛大的朝圣活动，一直都在我心中，像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见证，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
现任宗座大众传播委员会荣誉主席的安得·玛利亚·德思科，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我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擢升为枢机的。从我刚担任教宗以来，他便时常协助我，特别是借着他的受苦，以及他睿智的建议。
既然我在此缅怀的是诸位主教，自然不能不一提我的主保圣人，伟大的圣嘉禄·鲍禄茂。只要一想起他，就不由得对我们两人生命中的许多事实以及责任上的巧合感到惊异。他是十六世纪米兰的一位主教，正值召开特里腾大公会议之时。而天主召叫我成为一名主教，则是在召开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二十世纪。我们两人都受到托付，负责实际执行大公会议的决议。我要说，在我任职教宗的这些年来，落实梵二大公会议的决议，时时都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这个巧合一直铭刻在我心中，这位圣人主教更让我佩服的便是他对牧灵工作的极大热忱：在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后，圣嘉禄就勤于在教区做牧灵访问，当时米兰教区约有八百多个堂区。克拉科夫总教区比米兰教区来得小，我却无法在任内遏访所有堂区。现在的罗马教区也很大，共有三百卅三个堂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访问过三百一十七个堂区，所以还剩下十六个堂区要去拜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