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听说您在杭州天主堂修过道?」我就这样开门见山的来访辅大文学院王任光院长。他温文尔雅地说道：「是啊!」顿时，神父便沉浸在对天主堂的回忆中，他说：「那地方蛮大的，还有二个大花园、备修院、小修院、操场及主教公署。罗马式建筑的圣堂、相当于这儿台北新生南路，两翼不算的圣家堂；高嘛!……差不多有二、三层楼高吧!可容纳四五百人。堂内前面有个唱经楼，楼上有一个很大的管风琴……时光相隔很久了，那时我们还小，很多情形已模糊了!……哦，若想再清楚点。还可请教毛振翔神父、吴宗文神父，而已过世的方豪神父，是道地道地在那长大的呢！」
刚过完金庆不久的吴宗文神父说，在杭州只要一提起下长桥的天主堂，没人不知道的。大概是古代所开的运河在这段附近有两个很普通的桥，分别叫上长桥、下长桥，杭州天主堂便是在下长桥。圣堂是用瓦盖的，内有并排的木柱，约有十二到十六根，跪凳有四排，男女分开各两排。柱上皆挂着用上好的木料所刻的对联。这些劝人荣主救灵的对联还是许多名人写的。煞是好看，不像台湾的圣堂．里面总觉得有点空洞。他说圣堂内墙的颜色是灰白色的，也右灯泡的装设：虽然圣堂看来不怎么光彩夺目，但很有中国风味，有种安详、肃穆的感受。祭台正上方是圣母无染原罪画像，这圣堂是以此为名的。提到左右两方，一方是耶稣圣心像、另一方是真辐和德理神父像（和德理在一三二二年代曾在这儿待过，他的瞻礼日在正月十四日）神父莞尔说：「嘿嘿，记不清楚，记不清楚了!我最后一次离开杭州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看样子，至于这座历史悠久的圣堂，其来龙去脉，也只有它自己才最清楚。
杭州天主堂，虽曾扩建过，但最早最早是明朝的杨廷筠先生所建造奉献的，迄今已有三百五十五年，将近四个世纪，以今日的教会与从前杨公在世的情况相比，虽然成长了许多，但其命运依然坎坷多舛。面对如何使耶稣基督的福音阶能深植，并广扬在龙的传人文化里，而又不失去我们龙的模样、神釆：换句话说，如何使中国基督化，基督中国化，我们真需要努力学习圣教先贤的榜样。
前面提到的杨廷筠先生，便是我们有心之士极好的一个榜样。虽然他领洗为教友的日子只有十六年；但他的德表却是有目共睹的，在历史上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景仰和学习。
杨廷筠先生，浙江杭州仁和人，生于公元一五五七年，字仲坚，号淇园，洗名弥格，故又号弥格子。他大半生笃信佛理，又礼重僧人，常与和尚、尼姑往来谈禅论道，所以他亦有其它佛门的别号，如郑困居士、泌园居士。
既然他与佛门颇有渊缘，又何以「背」教了呢?说来他有一段相当长的心路历程。按「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一书所引的二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一书中说他是一个聪明人，不易被人说服的，每有不解之处必迫问到底。我想这不只是他个人如此，只要是中国的读书人，大都有这一股也好也不好的傲气。所以当年佛教东来，也遭受一番波折，几经设难辩论，信的人渐多，再加上佛教思想溶人民间生活，于是立了足生了根。这在以后信教的人，就不像当初的那一批人那么理性，清楚什么叫信，大都受到传统及生活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视之以为当然，因此就自然而然地肯定和接受。许多读书人，包括杨廷筠先生的宗教信仰，其因缘大都如此。所以一个基督徒，必得经过一番信仰的挣扎与体验，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然，那永远是人家的信仰，你接受了，而又不能在自己身上活出来，那便是死的信仰，说接受也不是真正的接受，那只是来自生活环境，而不是你自己的，因此生活与信仰仍是两个东西，而不是一个，所以其间常存着挣扎与矛盾的挑战。
我想杨廷筠在信仰佛教的生活中，这种矛盾与挣扎的心理过程已蕴酿很久了。他二十六岁中进士，当江西省安福县的县长，从开始服务公职到五十五岁领洗共有二十九年，在这以前，他走的是读书人的老路子，专心读书，应试求功名。就像今天的教育制度，读书就是为了升学，疲于应付模拟考，技术实习，好不容易找到了空档休息一下，爬山玩水，那能再耗费精神在迷茫的人生问题上。按当时，利玛窦人中国到北京进贡，居留已十六、七年，凭其道德学问，已备受朝野名士及读书人的推崇、敬佩。年轻又好疑的杨廷筠，虽一心向学，亦不能没有所闻所思，故此其信仰的探讨姑且由此公职算起。在利玛窦入北京的次年，终于有了机会让他们彼此认识。两人相见甚欢，杨廷筠与之结为金兰。但金兰终归金兰，他并不信「邪」。「公盖习闻其说而未之悟也。」后来，他称病告归，组织了一个社团，名啡「真实社」，讨论勤修，中还备有招待僧尼的房舍，其信仰之笃诚与对人之热诚自不在话下。他不但如此，对远近的寺庙，还常予慷慨捐输，所以他的名声很响，所以他的名声很响。
面对悠久传统文化，僧尼和社会风尚及生活环境的压力，同时又面对着真理的呼唤，杨廷筠心头的焦虑，于在好友李之藻回乡奔父丧的事情上获得启示。他去参加丧礼，见好友把泥木所制的佛像加以毁弃，也没有请道士和尚来施法超度亡魂，甚为惊异，莫非就和信教有关?于是他和郭居静、金尼阁二位神父谈开了，一连九天和他们畅谈，剖析、辩论，最后领悟了天主降生成人为人受难而死，正是显示天主对人无限情爱的证明时，才欣然信服。此时他佛缘已尽，但与教会的因缘成熟尚差一点。此点正是中国士大夫心中甚难释然的一点，这不只与社会风气有关，也与人性有关。他们都把有妻有妾的现象，视之理所当然，是件很平常的小事，干嘛小题大作。想必杨廷筠先生也必早有所闻，要顿洗进教，便当割舍得下小老婆。过去他可以听而不闻，必认真，如今却非要面对它不可了。我们从他对好友李之藻的抱怨中，便可体会出他的奉教动机是非常慎重和真诚的，「泰西先生乃奇甚，仆以御史而事先生，夫岂不可，而独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亏李之藻能言善辩：「于此知泰西先生非僧徒比也。圣教规诚……阿其所好，若规诫何！」他因之猛醒，实乃因他对真理的爱好和追求，才得以省悟，毅然抉择以天主的诫命去生活，不久便穿着官服领受洗礼进教，终身服膺基督真理，结束了这二十九年的信仰长跑，早他一年领洗的李之藻是他的代父。
一如昔日对佛教信仰热心的杨廷筠，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改变，也早有充份的心理准备，许多过去的僧道好友，再也不想来看他，他把家庙改成了圣堂；这些人如今都成了攻奸他的人。想象中，他恨不能像以往一样，大家能相聚一起，也好把这宝贵的信仰介绍给他们。他们批评他说杨廷筠这个人，一生所做的没有一件不是好事，就只那么一件坏事!信天主教。杨廷筠为此，也表明了他对信仰的看法说他一生没做过什么好事，就只有一件好事!信仰天主教。言下之意，颇以此庆幸认识了天主，唯独天主才是人一生最宝贵，最值得追求的。
为了要广传这宝贵的信仰给他的父母、妻儿家人，他经常为之克苦祈祷，终于带领了他们三十多人领洗归主。对于其它的人，他也不遗余力。据记载，有时竞有百来人，聚在他家听道。想及盛况及杨公讲道解答的神情，无不令人感动。据统计，当时上海、杭州进教的已五百多名。比起现今生活型态之改变，思想之混乱，传教之不易，令人唏嘘不已。此外，因着杨廷筠的关系和著作，早期福建地区天主教会的发展，也深受其影响。提到有关他的著作，他写了不少护教辩道的书，诸如广放生说，主张爱护动物不如实际地去关怀别人。他更进一步地以具体的方法，召集起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成立了一个兴仁会，每月救济有困难的人。他自己也买了一块土地，专为穷苦人埋葬的公墓。此文曾在福建福宁县告示中提及，要是人们对天主教的教义有所混淆不清，妄加猜疑，不妨先看看此文，仔细想想再说。还有代疑篇（续篇)也是同样护教性质的书，流传甚广。
在他家中还设有印刷厂，发行许多有益的公教书籍，最著名的便是今日光启出版社还发行的「七克真训」，也就是当年庞廸我神父所写的七克。此书还被收入四库全书呢，因而深受教外德学之士所重视。
在他领洗后的十年问，右过两次南京教难，发起人是南京礼部侍郎沈淮，位高权重，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和考试院长。他因个人私怨及卫道心理，迁怒教士。上书呈请消灭天主教，把教士一律驱逐出境，非法入境者处以死刑。这两次教难都发生在同一年，相距不到一个月，被捉到的神父皆被押解出境，教友有人因之致命，但大多数被判有罪充军。杨廷筠，毅然以自己的家，权充避难所来保护神父、教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简直是「窝藏犯人」，万一被查出来，也是要判罪的。其实沈淮与他同是杭州人，不会不知道他和徐光启，李之藻三人在耍啥花样，当然也该知道他们三人是天主教徒的，但他始终没有指名指姓地控告他们，最多在奏书上影射他们而已。个中原因，也只有天主知道了，或恐于他们的德学声望，使沈氏有所敬畏，不敢太过鲁莽，遗人话柄。别人劝杨廷筠小心点，他并未敢以此自负，由他的回答中，我们更可看出，为了保护神父们，他是多么地勇敢，顾不得朝廷之忌，「师弟相从义也，居桓闻道，自谓生死不渝，一朝临难而弃之，宁惟不慊于情，即学问亦非矣！」万一真的被沈淮指控，我看他一大把年纪，就算不死，吃苦受罪也难免，在他的心中，诚然以为没有比为朋友牺牲性命更大的爱情了。当然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平常他只能以善待神父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父们的敬重。这点美德他过去就有了，只是从僧尼移转到神父们身上，然有过之。他不但奉献了自己的家宅作圣堂，供神父住用，此外，连他们的后事也想到了，献出大方井的祖茔，做为神父的墓园。据吴宗文神父说离圣堂徒步约一个半小时，清明时节，他们教区都在那儿举行追思礼仪，果然杨公所献的墓地，不出数十年，十几位生龙活虎的耶稣会士先后在那儿安葬，最早的一位是钟鸣仁。
常言道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说的是镇定的功夫。然镇定乃来自克制。此非一朝一夕、一蹴可成的，而是习之以恒，恒之以为性格的一部分方能为功。杨廷筠先生能有此卓绝、果敢的表现，他个人的持修，必定下过一番功夫。佛门的调教，可说是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领洗以后，他便更全力以赴，知道这一切修己克身的目的并不止于自己，也是与主默契、益己益人的神工。他为庞廸我的七克作序说：「与吾儒阁然为己之旨，脉脉同符，学者循此缮修，存顺没宁，来去倏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超性事迹上说他：「腰束棕带，频年坐寝，不贴床席。」又说，「以朝、午、暮为默祷之时，以思二言，行、缺为自省之四端，尤雅慕西士避静之工，自定日期，屏绝烦嚣，谢绝宾客，独居斗室，静心澄虑，与主默契。」
的确，这也印证了许多伟人的生活，大都有此共同的特点，钻研学问或修身养性，或散步休息皆有一定的作息，曾子亦提过一日三省吾身。当然耶稣基督更是如此，常独自一人，彻夜祈祷。一般人若真能如此，那每天的生活处理起来，莫不轻松愉快，事后加以检讨，策励将来，自然掌握成功之匙。凡事皆奉献给天主，再积极地尽心尽力，只求问心无愧，成败也就不在意了。我们日常所当做的只不过是浇灌的工作，收获那是天主的事，因此，做一个名符相实的教友，理应努力使自己的信仰生活宗教化，宗教信仰生活化。使别人能感受到基督徒的生活，正是超越与平凡具体而美妙配合着的生活，这也就是我们儒家人文精神最高的理想，天人合一的境界，既是合一，自然也就能参天地，赞化育。圣保禄宗徒以「基督在我内生活，我在基督内生活」的体验来表达合一的境界。创世纪说人是天主的肖像，也是合一的一种表达方式。至于可与参天地、赞化育的思想比美的，就数创世纪说人是天主计划工程的「助手」，以及圣保禄在哥罗森人书中所提的「补充基督苦难所欠缺的说法。
由前所引述他个人的生活，知其自律甚严，诚如杨淇园先生超性事迹一书上所言：「砥砺笃修，至死不懈。」我们若有心要爱主爱人，是该好好地向他学习，勉励订下自己生活的目标和方式，有效地反省自己、关心教会，固定参与避静，力行助人的爱德工作。这也就是说要定时早晚祷、默想、诵念玫瑰经，办告解，并且参加服务性的社团如服务盲人、老人、孤儿、残障者……。这些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才知不易。有此不易的经验，我们也才知道杨廷筠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怪乎，中国教友与使徒工作一书，别人赞誉他为「盛德之士」、「衣着官服的使徒」。许多当时的神父也说他的生活简直就像是一个修会会士的生活。即使如此，他的内心也许会有过恨不相逢未娶时的遗憾。要不然他很可能成为第一位中国的耶稣会士！
综观杨廷筠的一生，他是一个爱好真理的人，不信则已，要信便彻底而身体力行，故能笃信热心。不畏艰难，以行动，以文章来保卫信仰和教士。他也是一个正仁君子，领洗前后其诚如一，其仁如一，故能礼重他人，慷慨好施，严己而仁人。另外在他的信仰过程中，还右两点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是基督徒与人交往的态度，要有谅解与等待的艺术。从利氏与杨廷筠交往开始到领洗，有九年之久，神父们皆以诚挚的态度待之，为学做人不带优越感，不拒人千里之外，而以谦逊的言行来引领他，无形之间已培养了他倾慕好感的心态，言及生活信仰的动力核心时，也已培养了一良好的基础。
一是基督徒当尽量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社会、教会服务。每人在自己的冈位上，合情合理并有技巧地表达出基督徒的平安、喜悦与自由，使人乐于为伍，而蔚为社会风气，造成社会慕道的气氛。不要以为势单力薄，我们正是如此逐渐使天国实现在人间的。事情的结果不是我们所能把握的，我们能把握的是事情的过程。
我们缅怀中国教会初期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先生，开教维艰，当年所建造的圣堂——早巳关闭，不知是否当成了仓库。更早在清雍正以后的一次教难中，他便一度遭到没收的噩运，改为天后宫。在圣堂后面与主教公署之间有块石碑，碑文所述，便是记载改变的一段始末，颇有得意，满足之概。然，天津条约的订立，便是根据此碑文，恢复天主堂旧观。最近几十年来，那地方已培养了五十多位神父。想来，杨淇园先生在天之灵亦当足以欣慰，一片真诚并没有白费。
听完了神父们的回忆，乐天知命的吴宗文神父还说，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去重温昔日修道的旧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