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盛夏，在凤翔教区东指挥堂区，采访了已93岁高龄的侯神父。阔别多年，看到侯神父须发皆白，豁达、持重的老者风范，敬慕之情油然而生。看出我的拘谨，他取出一本他晋铎金刚庆（60年）纪念册：“我年龄大，生平年份记不准，你自己看吧！”接着，由近及远，给我讲了他的往事。

受命于浩劫之后拼搏于危难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早获得自由的侯神父和强若石神父被邀请为县政委员。“文革”后的凤翔教区，教堂无一座，经书无一本，教友也不聚在一起念经祈祷，有形的教会似乎已不复存在。强神父身体不便，重担落在了侯神父的肩上，他泪流满面，久久地祈祷之后，一天恍然顿悟：培养圣召是重中之重。在那个非常的年月里，他骑自行车跑遍凤翔县十大会口，集合失散了的羊，重建教友档案，呼唤圣召。看到神父的身影，教友们奔走相告，徒步数十里前去参与弥撒。

在凤翔县南指挥村的几间空房里，侯神父召集了七、八名有志青年开始了修道生涯。他白天上课，接待闻讯来访的教友，晚上在灯下编写教材。后来加入的青年越来越多，修院迁至东指挥，授课的神父也增加了。2003年，他晋铎金刚庆时统计，共培养了修生30名，其中晋执事的2名、晋铎22名。

在他66岁时，又紧紧抓住了落实政策的机遇，领着东指挥的教友，克服重重困难，落实了东指挥堂区的大部分教产，重建了修院和圣母无玷圣心大堂。这个长46.2米、宽度17米、钟楼高34米的教堂，耗尽了他的心血，成为凤翔教区最大最好的教堂。

刻骨铭心的十七年

1916年，侯斌神父生在凤翔县东指挥村一个世代教友家中，圣名弥额尔。受到他的父亲——东指挥会口的会长兼凤翔教区总会长的熏陶，自幼就十分热心，他13岁进陕西通远坊小修院，以后在山西洞儿沟初学院，太原大修院深造，1943年在山东洪家楼，由法国扬思来主教领受铎品。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北京方济堂（什刹海）进修一年后去山西大修院任教直至解放。

谈及五六十年代那些特殊的日子，我问侯神父：“那样的环境中你怕不怕？”“不害怕，我自知清白坦荡，没什么好怕的。”

“17年中，你最伤心的是什么事？”“那些特殊年代所遇到的事，我都没有伤心，内心深处反倒很平安。在生产队时，给我评7分工（别人10分），年底因着我耽误少，工分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于是把我的劳动降为3分工，因为每天早晨我要给自己做饭不能上工，实际每天只能挣2分多工……”神父就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不紧不慢地叙述着，而我早已泪湿面颊，哽咽着问：“挣不下工分，你吃什么？”“起初我也愤愤不平，很伤心，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把这些都献给天主。”他顿了顿，“那年夏季，队里在县氮肥厂拉氨水实行包工制，每趟7分工，我天不亮就拉上架子车进城，挣了不少工分。”他找了一段圣经让我念：“智慧没有离弃被卖的义人……在缧绁之世也没有舍弃他，直到令他取得王权……赏给他永垂不朽的光荣。”（智10：13-14）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

一位93岁的老人，精神矍铄，双目有神，思路清晰，声如洪钟，我暗暗赞叹，不禁问起了他的养生之道。

神父来了精神，侃侃而谈：“喜乐、常常喜乐。诸事顺利，自然喜乐；遭受挫折、身陷囹圄，我也喜乐，我知道天主常常和我在一起。”问起他的起居，他说：“我的外重孙伺候我，给我做饭。我现在3点起床，念经默想后5点做弥撒，6点听广播，8点吃早饭，然后散步、养花，前几年还栽树，你看，堂里的花都是我养的……中午午休，90岁后消化力弱，一天只吃两顿饭。下午3点吃过饭后散步，听广播、晚祷，9点休息。中午还抽时间看《信德报》，看上海的《圣爱》，有时接待客人。”

采访结束时，神父感慨地说：“我多么盼望去见天主啊！因为我为教会已做不了什么事，但愿一切随天主圣意。”我突然明白了，翕合主旨才是神父成功人生的秘诀。